1.
1999年，當克萊恩寫完一本叫做No Logo的書時，在西雅圖的街頭上正發生一場撼動世人的激烈騷動。這是二十世紀末最終一場大型人民暴動，卻是反全球化運動的第一場大抗爭，且全球化的力量 和反全球化的鬥爭構成了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政治主軸。在紛飛的瓦礫煙硝中，新世紀的華麗與不滿在人們眼前展開。


這本No Logo被視為預示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並成為一本超級暢銷書。當她在97年開始寫作該書時，她以為她報導的是一個邊緣性的抗議行動，但是沒想到書將完成 的1999年，見證的卻是一個波瀾壯闊的反抗運動-----當時反全球化這名詞甚至還未成為時代的標記（例如本書英文版書末的索引沒有這名詞！）


而外表甜美、口才便給的克萊恩成為左翼陣營中的搖滾明星、青年偶像-----不，她更是搖滾明星的偶像：當前世上最重要樂隊電台司令 (Radiohead)就公開表示是她的粉絲。她比左翼大師瓊斯基(Noam Chomsky)更受歡迎，因為她更關注青年文化，且了解年輕人的語言：前年她出版新書，甚至找了曾拍攝過哈利波特的知名導演Alfonso Cuaron幫新書拍攝一部短片。（我經歷過她的受歡迎程度，因為我也在紐約排過長隊等著聽她演講）


2001年，美國時代雜誌宣稱反全球化運動已經變成新世代的最重要議題，而這個議題的代言人就是克萊恩。2005年，由英國的展望雜誌 (Prospect)和美國外交政策期刊(Foreign Policy)合辦的全球百大公共知識份子排行中，她是第十一名，女性中最高名次者。而她還不到四十歲。


2.
到底No Logo這本書講什麼?
一言以蔽之，她是對象徵全球資本主義的企業提出嚴厲批判，並且紀錄了正在發生的種種反企業社會運動。


戰後，美國勞工運動衰落，左翼的重心更強調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六零年代之後認同政治成為主流，八零年代的左翼政治似乎退居校園，他們把大部分力氣花在多元文化主義在學術界與媒體的鬥爭上。


這個抗爭典範的變遷幾乎就是克萊恩的家族史。她的祖父在迪士尼動畫公司工作，卻因為組織工會而被解僱。她的父親是六零年代反戰學生，卻沒有參加工運；母親 則是拍過討論色情議題影片的女性主義導演。然後，九零年代初的大學生克萊恩，照她自己的說法成為「政治正確小姐」。當時，「校園內的政治議題幾乎都關於歧 視與身份認同的：種族、性別與性取向等議題 」。於是，「個人的即是政治的」取代了「經濟的即是政治的」；文化戰爭取代了階級鬥爭；影像的政治取代了行動的政治。


到了90年代中期，她卻看到一個新抗議典範的出現：反企業主義。
這是因為八零年代後，企業支配地球的方式出現巨大改變。企業更懂得打造品牌形象，塑造消費者的自我認同；她們不只在傳統媒體上打廣告，更以變形蟲的姿態無 所不在：贊助各種活動，讓城市地景、讓媒體與音樂被商標淹沒等等。更重要的是，她們收編革命（讓格瓦拉變成汽水！），把反叛改變為酷的態度，把認同政治追 求的差異和多元化轉化為行銷策略，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救星！


但同時，這個新的企業品牌打造策略是建立在新的生產模式上：他們或是大幅外移工廠，嚴重剝削第三世界的勞工；或者讓工作彈性化，讓麥當勞工作(McJob)成為服務業的主流。正是因為大企業降低了生產成本，所以可以投資更多研究如何行銷。


這些企業的新作為使得社會的三大支柱：工作、公民自由和公民空間，都遭到嚴重侵蝕。


克萊恩說「未來可能會變成一個logo的法西斯主義國度，我們將崇敬logo，並且無法提出任何批評。因為我們的報紙、電視、網路、街頭和各種空間都被多國企業利益所控制。」


但是，哪裡有支配，哪裡就有反抗。企業力量的擴大，在九零年代中也開始引發了一波新的抗議浪潮：1995年到1996年被稱為是「血汗工廠年」，意思是耐 吉、Gap等知名品排的血汗工廠遭到NGO團體和學生的嚴厲批判；麥當勞毀謗官司成為全球焦點；學生成功杯葛在緬甸設廠的多國企業如百事可樂；英國青年在 街道上結合抗議與派對（Protest and Party）試圖奪回街道；改寫或截堵公共空間上廣告看版的文化反堵行動（cultural jamming ）一個比一個有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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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昭陽

「Big Bang! Beat Poverty! Beat Climate Change! Beat Financial Crisis!」

2009年世界公平貿易日（5/9）的主題響亮，一語擊中全球面臨的三大問題：貧窮、氣候變遷與金融風暴。這個由「世界公平貿易組織」（World Fair Trade Organization）發起的世界公平貿易日，今年邁入第八個年頭，由全球三百五十個公平貿易團體共同響應，希望大眾透過「敲擊」方式，喚起全球公平 貿易意識，同時打擊不公平貿易所帶來的禍害。

身為地球村一員的台灣，對於「公平貿易」一詞普遍而言十分陌生，甚至一般會認為，貿易就是買賣，只要你情我願，就是公平。其實不然，貿易中不僅存在 著商場的爾虞我詐，當前自由市場的結構，更存在許多不平等的貿易關係，尤其對開發中國家而言更是如此。本文將就公平貿易作概略性介紹，並透過訪問台灣公平 貿易商家，如「生態綠」、「地球樹」及「東海和平咖啡」，一瞥台灣公平貿易推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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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昭陽
圖片提供/Till Nowak
今年二月初德國tagesschau新聞網刊出一大張引人注目的圖片，畫面中一棟大樓由上往下佈滿白色圓形盤子，形成超現實的奇幻氛圍；內文指出比 利時極右黨派Vlaams Belang未經同意，盜用德國數位藝術家Till Nowak的數位作品《The Dishes》作為其反對外來移民的政治宣傳，對此Nowak表示並非其創作意圖。由於他從未將此圖授權給該黨派使用，於是決定向對方提出告訴。

1980年出生於德國波昂的Till Nowak，父親為畫家，母親為陶藝家，弟弟Nik是雕塑家。從小他和弟弟在濃厚的藝術環境中成長，父親的超8釐米攝影機是他們鍾愛的玩具，而大人們談論 的藝術話題和語言都是生活中最自然不過的事。雖然父母並未推使他們成為藝術家，但Nowak在15歲時便開始接觸3D軟體，於19歲（1999年）成立個 人公司frameboX，至今frameboX仍維持以一人為體制的公司。

Nowak於2000年進入美因茲應用科學大學（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Mainz），主修媒體設計。他的畢業作品《超時空包裹》（Delivery）為9分鐘動畫短片，敘述未來世界裡，地球因為高度工業化而受到漫天黑煙覆 蓋，四周一片荒涼。一天，一個老人收到一個神奇包裹，可以讓他改變世界，於是他便決定將他的小盆栽與外在世界偷天換日。該影片因強烈的與環保意識扣連，深 受各界青睞，已於全球超過200個電影節放映（包括2006年台灣國際動畫影展），並獲得超過35個國際獎項。因《超時空包裹》的成功，也使得Nowak 有機會隨著影片環遊世界。

Nowak的知名度因其作品水漲船高，使他獲得無數設計與動畫案子的機會，更曾獲邀遠赴韓國和澳洲擔任大學動畫講師，但Nowak並不因此打算擴展 公司規模，反倒堅守frameboX的實驗與玩樂性質，及其營造的自由和放鬆的工作氛圍。除上述個人作品外，他也與德國第二電視台（ZDF）、交通訊息頻 道（TMC）、科技公司如3DELUXE、SCHOTT、APS等有多次合作機會，並幫紀錄片如《Zum dritten Pol》、《Rommels Krieg》、《Rommels Schatz》，還有短片《2nd Life》等製作動畫。

Till Nowak的生活模式集合玩樂、創作和旅行為關係體，或許是令國內許多數位藝術工作者羨慕的。然而不以工作為工作，讓作品走出工作室或不當永久代工者的思維，才是國內數位藝術工作者更應重新思考的。

約聘模式下維持的一人公司─frameboX

Till Nowak目前擁有位於德國漢堡的一人公司frameboX，公司設置在一棟建於1882年的澡堂古蹟內，他和其他五位設計師好友合租一層200平方公尺 大的工作室。Nowak表示，這個地方就像是一個大家庭，感覺很自在舒適。他還透露，著名歐洲藝術家Bruno Bruni也是他們的鄰居，Bruni租用的是此棟大樓的大浴池部份。

至於公司為何取名frameboX，Nowak表示，其實這個名稱是在他尚未確定創作走向時取的，不過仍適用在目前的工作狀態上。frameboX 的意思是由兩個字組成，即frame與box，frame意為電影畫面的框格或傳統繪畫的畫框，而box是一個像箱子一樣三度空間的概念，也像是他的公司 一樣。在公司成立之初，他接到生平第一個大案子，為電視台的電視紀錄片作一個片頭動畫。一開始Nowak想要讓frameboX成為一個在廣告業逐漸壯大 的創意代理公司，並克服原本實驗性的，好玩的一人公司狀態。然而，幾年下來，他開始發現他真正想要做的，其實正是他一直以來在做的。此時，他才真正認真地 將自己和frameboX看成一體的藝術家，而非只是一個創意代理公司。

然而Nowak強調，frameboX的一人公司狀態並非只是一個人完成所有工作，他也雇用一些人協助完成作品，但從未與任何人有長期的合約關係， 而是依據每個案子的需求來合作。Nowak表示他經常收到超出十倍他所能完成的合作提案，使得他不得不細心選擇哪些案子要接，而很多人也建議他把公司擴 大，然後雇用一些藝術家來創造更多產值。但對他而言，沒有任何事比自由和放鬆的工作環境更重要，而且他也不想當一個帶領大公司的主管，他希望能決定自己接 下來要幹麻，而無其他顧慮。除此之外，Nowak也擔憂倘若把公司搞大，可能會去作一些比較商業性的作品，而非自己的獨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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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動的年代之後：中國的下一個十年

文/張鐵志
在台北巷中的一個小酒館，我和一位中國NGO參與者喝著台灣啤酒，談起中國的變革。曾參與八九年的民主運動的他說，六四之後，很多人因為無法在體制內找到工作，所以紛紛「下海」從商。今日不少重要企業家都是八九一代。


我問說，是不是八九之後的政治高壓氣氛，讓八零年代燃燒的理想主義倏地熄滅，此後中國進入一切向錢看的犬儒時代？


他說，不不不，那些埋在心中的理想其實從未死去。這批企業家如今很多都以不同方式參與社會，實踐他們曾有的青年理想主義，例如對環保的關注等等。

他們的軌跡正部份地說明了三十年來中國的變革。


八零年代確實是個「理想主義的年代」，各種噪音眾聲喧嘩，不論是思想上的爭鋒，或是搖滾與詩歌的激盪，都不落人後地扛起社會啟蒙的大旗。八九之後的九零年 代，隨著一代人的夢想與激情被血腥鎮壓，隨著鄧小平南巡後市場經濟成為新的時代精神，那個十年成為一個安靜的年代¬------人們在政治上安靜地噤聲， 但在市場 上飛躍著（而不再是慢慢摸著）石頭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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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韋綸

那個曾經出現艾瑪‧高德曼（Emma Goldman）及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等無政府主義者身影的加拿大溫尼伯市是當地街頭行動孕育溫床；譬如戰後1919年的大規模罷工，以及30年代當地工人與法西斯者之間 的對抗。90年代社區行動者、反戰主義者、環保份子、動物解放以及工會組織者川流於以艾瑪‧高德曼為名的三層樓建築；也包括頗為人所知的龐克樂隊 Propagandhi以及幾個團員發起、光看名字便知不懷好意的「G7歡迎委員會」（G7 Welcoming Committee Records），旗下樂隊們成天唱震耳欲聾的龐克音樂，哭么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英國、意大利和美國─七大工業國（俄羅斯後來加入，取其諧音成為 國罵的機八G8）人口佔全世界14個百分點，卻代表超過六成的世界生產總值、約莫八成的消費支出、七成以上的軍事支出以及百分之九十九的核子武器佔有率。 隨著時間推進，由最初的G6到09年即將於台北時間週三晚間開始的倫敦G20高峰會議，成員國家汰換更迭，非洲貧窮問題尚未成為歷史、氣候變遷依舊無法與 新自由主義信念下的振興汽車產業政策相抗衡；而世界各地過去六個月以來，以罷工、街頭抗爭還有頻傳的暴力行動，回應國家將「銀行失敗」偷天換日、由底層民 眾分擔後果的「經濟衰退」......崇拜菁英政治的英國工黨首相布朗（Gordon Brown）在高峰會議尚未啟動前便迫不及待地宣告成功─於海德公園為數一萬五千民的示威民眾數字反映：未知的道路漫長依舊。

今年，曾經屠殺南斯拉夫人民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進入60週年，也是西雅圖反全球化之役的10週年；遙想當年，下令對平和示威者發射催淚 瓦斯及橡皮子彈的警方現場最高指揮官如今評價「西雅圖之役成功阻撓議程進行，並將全球化/反全球化帶入公眾討論的語彙之中」。反觀今年倫敦高峰會前夕，超 過100個組織訴求由環境議題、自由貿易、抒困非洲、反戰、工會組織權到高舉紅黑鮮明旗幟的無政府主義工人團體，井然有序地依照路線及預計時間在圍籬內遊 行。由警方引導，三公里隊伍尾端有清道車收拾垃圾，宛若一場被隔離的嘉年華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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