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者：陳雷、宋澤萊、林央敏、胡長松

 談話日期：2007/1/22~2007/2/10

 編輯整理：胡長松

　　原先我們展開台語小說座談時，想先從小說史開始談，不過很意外地先引起了台語小說界定的相關討論，因此，關於台語小說史的問題當時也就暫先擱下。之後有同仁建議我們回到文本來談，我認為是很好的方向，既然宋澤萊老師前一陣子完成了他的論文〈朱西寧小說《八二三注》與陳雷台文小說《大頭兵黃明良》內容、修辭的巨大差異及對其族群的創傷治療〉（全文請參考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713 ），故我建議就先以《大頭兵黃明良》的討論作為後續探討小說史或小說批評的一個基礎，這樣應該比原先的方式更易於進行。

　　我後續會針對宋澤萊老師的論文就問於宋老師，但這裡，我想先回到當初問大家的第一個問題，即關於台語小說史該怎麼寫的問題。根據我們手上的資料，如何來看待台語小說的開展，是不是用歷史編年的方式來展開？或者先是以一個又一個的作者為基礎？或者，我們可以視情況提出一些論述上的觀點？我指的是諸如［後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甚至［神話理論］這樣的角度。這個問題我很想聽聽大家的意見。能不能請各位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呢？(2007/1/22)

 

　　大家好！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很複雜。[台語文學史] 應該從幾個角度來了解，就像長松兄列出來那幾項，都有需要。也可以包含台語文學和台灣政治歷史、台灣社會史互相的關係，這方面是台語文學較之日語台灣文學、華語台灣文學更突出、不同的地方。平安！ (1/24, 原台文，編者譯成北京語)

 

　　陳雷兄，多謝你的回答。勞力！

　　在我的看法，日語台灣文學也好，華語台灣文學也好，免不了都要和台灣政治歷史、台灣社會史有相關，不過你在這裡說台語文學比較突出，似乎這個突出點在語言本身。2001年，你在加拿大台灣同鄉會的演講（後來刊登在台文通訊第90期），提到：「文學有真大的社會、族群共同性。仝一個語言的族群，仝一個生活範圍的社會，自然to7會有仝一個共同的文學，經過文學得到團體的認同。所以文學除了有藝術的力量之外，嘛有政治kap道德的力量。」我相信和你現在講的是同一件事。這裡頭的「族群」「共同性」「團體的認同」都是不得了的觀念，你願不願意再為我們多談談？特別是針對台語小說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她自開始以來在這方面的進展又是如何？我相信很多人會有興趣。

　　關於台語小說的源頭，你在同一場演講裡提到：「咱chin2所知，1920年代to7有形式真完整、藝術性真的羅馬字台語小說，親像賴仁聲的『阿娘的目屎』、『chi-pho中的百合』、『十字架的記號』﹔鄭溪泮的『出死線』，che攏是用羅馬字寫的文學性真懸的台語小說。台灣第一個大眾性的文學是用羅馬字寫的台語文學。」我很想知道，這幾篇教會內的作品對大眾而言真的很重要嗎？她們反映出的除了是最早寫出來的台語小說之外，有沒有其他歷史面、社會面、政治面的更深層的意義？此外，我略讀過其中幾篇作品，坦白而言，我個人並不認為她們有足夠的現代性，似乎和賴和之後比較傾向於現代性發展的小說潮流有些差異，就文學發展的脈絡而言，怎麼定位她們會比較妥當？ （1/25）

 

　　長松兄kap大家好。

　　文學的「目的」當然不單是要建立「團體認同」，但是它難免有這個作用、效果。經過共同的語言與文學的藝術力量，在讀者腦袋裡產生共同的形象( image)， 就像「紅樓夢」產生中國社會的共同形象，「飄」產生美國南方社會的印象。當然這些形象不一定完全正確完整。在這方面，一個族群的文學和那個族群的歷史經驗有一些相同處。我們作者有時會使向人「展風神」: 我是用( 語言的) 藝術在寫台灣社會史！

　　台語文學和(台灣)日語文學、華語文學有很多方面不同。我們現在單以「認同」為出發點來看：

a.        日本、中國殖民時期，起初日文、中文是統治者與讀書人的語文，他們是少數，以後比例漸漸增加。可以說，大多數人的生活語言是台語。文學的認同性和語言的共同性大部分是平行的。比如說：〈若是到恒春〉讓讀者對南台灣的海邊產生共同的形象(感情)認同，對懂台語的人比不懂的人效果更大，這是台語的效應，也是對多數台灣人(假使他們懂得台語)的效應。

 

b.        在殖民制度下，日語、華語比較代表統治者，台語比較代表被統治者。日語華語時常是統治者的工具，台語是反殖民的工具。日語華語文學和台語文學難免會偏向不同的政治彩色。當然這不是黑和白絕對分得清。很多很好的日語、華語(台灣)文學也是反殖民。不過我還不曾讀過反「反殖民」 的台語文學。(我們有很多反「反殖民」的華語台灣文學)。反殖民是台語文學很重要的部分。台語文學漸漸成熟以後，自然會超越「反殖民」的範圍。

 

　　關於20 年代白話字文學，另外再開講。平安！（1/30, 編者譯）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一方面也要來請教宋澤萊老師的看法。

 　　宋老師，首先要先恭喜您完成了新的論文〈朱西寧小說《八二三注》與陳雷台文小說《大頭兵黃明良》內容、修辭的巨大差異及對其族群的創傷治療〉，這篇論文讓我獲益良多，也給了台語小說座談一個很好的參考。當你鋪陳「八二三砲戰歷史和小說的非客觀性﹝虛構性﹞」時，援引整理了底下的觀點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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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中共觀點：八二三的先前的一段空戰是序幕，使得我方掌握了當時的制空權。使國民黨損失了飛機五十多架，佔總數三分之一。中共損失二十多架。但是，八二三期間為什麼不用空軍轟炸金門，取得更大的勝利呢？這是因為毛主席不願意與美帝直接衝突的緣故。國府觀點：八月七日到十一月十日，三個月空戰十二次，擊落共機三十二架，懷疑被擊落的有七架，擊傷六架，中共恐有匿報報損失之嫌。在九月二十四日，開始使用了響尾蛇飛彈後，其實制空權應在我方掌握中，使中共不敢做下轟炸金門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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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後的段落，您也提出了這樣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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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的客觀性﹝真實性﹞抱持著最大懷疑性的後現代主義歷史學者同時也是新歷史主義學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認為，從事歷史編撰的人，會取用未經處理的歷史紀錄，也即是採用歷史素材﹝primitive elements﹞，做成按造時間先後順序排成的「編年紀事」或甚至是構成首尾一貫條理井然的「故事」。但是由於在做「編年紀事」或「故事」時必不可免的需要使用各形各色吾人日常語言的譬喻﹝轉喻﹞，所以在這時就出了問題，歷史文本滲透進了人們的修辭語言，因此就失去了客觀性，真實性就叫人存疑。在這裡，儘管海登‧懷特如此不相信歷史文本的真實性，但是他似乎還肯定有一種歷史素材﹝primitive elements﹞的存在是不能懷疑的，也即是說，歷史在最基底的部份可能是真的。而人類學家李維斯陀﹝Claude Levi－Strauss﹞也認為史書的敘述具有神話的性質﹝筆者注：也即是史書的編造操控於史家的無意識﹞，但是歷史依然存在一種可靠的資料﹝data﹞。不過，對照八二三砲戰的例子看來，就是歷史素材﹝primitive elements﹞或可靠的資料﹝data﹞都值得懷疑，因為雙方的當事人各執一詞，甚至掩蓋暱報原始資料，已達極端惡劣的程度，叫我們不知道要相信誰所公佈的資料是真，如此一來，建築於這些素材或資料上的歷史文本就顯的十分脆弱，它們就變成不可信賴，甚至成為一種欺騙了。假如說我們人類的歷史處處都充滿著八二三砲戰這種惡劣的欺瞞性的素材，則所謂「人類歷史」豈不嗚乎哀哉的只是一場掩蓋和欺瞞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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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二段讓我特別感到觸目驚心，深深地體會出原來新歷史主義文論上所謂的「歷史文本化」是怎麼一回事，甚至我自己擔憂起來：我過去以來所了解的台灣歷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 最近，沈建德博士大力的推廣「開羅宣言只是一紙新聞稿」（可參考自由時報2006.12.4自由廣場）的論點，也給我同樣的震撼與擔憂。這裡我要先請教您幾個問題：

 

1. 因為您提及了［歷史最基底的部分］、［可靠的資料］、［原始資料］這幾個字眼，似乎您會同意「歷史」並非全是虛構，那麼，我們要怎麼找尋及揀選出這些［原始資料］？我會問您這個問題，是因為我驚覺我在面對歷史文件時確實時常被騙！而後續我們創作小說或者研究小說史、文學史的時候，顯然也會面臨到這個問題。

 2.就一個小說創作者而言，即使有了這些［原始資料］，該如何「表現」在小說也是一個問題。例如有一種論調會說，《大頭兵黃明良》裡的台灣兵「黃明良」和外省幹部的人物，雖然未必會是「真的」(小說也許是太「誇張」了)，但以小說的表現而言，也許很多台灣人會說：嗯！小說的這二個人物與故事雖然未必是真的，但我認為很「合理」，這個故事不無真實的可能！更何況，這種「誇張」也許正符合陳雷兄所要達到的「表現」效果。到底，我們該如何看待這類「文字表現」與這個世界的關係？是不是我們可以說，這種「表現」的背後，有歷史的作用在作者／文本身上，此即新歷史主義說的「文本歷史化」的展現？而這樣來看待／評價文本又有什麼好處？ (1/30)

 

　　長松賜鑑平安。我想要談兩個問題：一個是回答你所提的有關於《大頭兵黃明良》的問題；一個是談《台語小說史略》的撰寫問題。

　　首先談《大頭兵黃明良》的問題：

　　你提到了有關歷史的歷史素材﹝primitive elements﹞或資料﹝data﹞是否可信的問題。一般而言，即使是再前衛的學者，包括懷特、李維斯陀甚至福科，都認為歷史有一種可信的素材或資料的存在。不過當我們著手開始「整編」這些資料時，由於滲透了我人的意識形態和修辭技術，結果就不盡然可信了。這就是我們會先預設一個立場或被無意識的修辭技術所暗中操縱﹝以上就是所謂的後設現象﹞的後果。

　　我基本上同意他們的看法，不過我還將歷史素材﹝primitive elements﹞或資料﹝data﹞分成真偽兩種。一種是比較趨向可信的，一種是比較趨向不可信的。

　　比如說，總體股票市場的股價指數我認為是比較趨向真實的數據，因為它出現在公開場合的監督下，又經過機器嚴密的運算，同時主事者也不預設多空立場，因此，反映出來的股價應該是無誤的。換句話說，一張根據股價指數畫出來的K線圖在買賣的事實上應該是比較可信的，這就是比較是真正的、在經濟史上可信的歷史素材﹝primitive elements﹞或資料﹝data﹞。

　　反之，某一家公司，他報出了他的盈虧數據，因為沒有經過大多數人的監督，國家也不能嚴密的監控他，其本身可能由於多方面的考量任意增減盈虧數目，這時，他所報出來的數據，當然無法斷定真假。萬一國家再根據每一家公司所報出來的數據，做成國家總體工商贏虧統計，就叫我們不曉得要如何相信。偏偏這種不容易取信於人的資料就是今天經濟史的最普遍的素材和資料，那麼，我們究竟要不要相信我們的經濟史呢？問題就是這麼嚴重。

　　像八二三砲戰這種歷史事件﹝文本敘述﹞更是如此，由於中共、國府為了爭勝負，為了面子，雙方匿報資料，我們無論如何是不知道勝負真相的。除了匿報以外，就是對於軍事行動的解釋各有立場，輸的也可以說成贏，黑的也可以說成白的。到最後，讀者當然不知道何者才是真的。最嚴重的是長篇大論八二三砲戰的書籍﹝大敘述﹞，因為預先有了立場，就故意放大某些資料、忽略某些資料，結果歪曲了整個事件，讀者等於是受到欺騙，敘述的人卻一點反省心也沒有，他把別人當傻瓜，卻不曉得自己也是傻瓜，這種無知的人太多了，到最後當然是作者、讀者兩皆受害。

　　凡是被寫成「歷史書籍」的這種文本，通常都會有這個毛病。

　　因此，要了解歷史，千萬不能根據一般的書籍，應該要更接近「原始的史料」比較好。

　　好比說，台灣的荷蘭時代歷史真相，最好不要只由一般的「台灣史」去認知，應該要唸一唸「熱蘭遮城日誌」這種通商紀錄的原始資料，雖然難免還是有荷蘭人立場，但是紀錄者不是官方歷史學家，有時竟然也寫了許多荷蘭人濫殺無辜、壞事做絕的事件，並沒有完全刻意隱瞞真相，能叫人信得住。「日本時代」「戰後時期」最好是翻閱當時報紙，多方比較，才比較能得知真相。我的看法是，雖然報紙還是充滿了假消息，但是比起「歷史書籍」不知道要真實多少倍！

　　另外還有「事件的口述紀錄」也很好，雖然口述紀錄還是難免有立場、有偏頗，但是我們可以將眾多不同立場的口述集合在一起，得出一個事件的大概輪廓和細部理解，也比「歷史書籍」好多了，比如說二二八的口述歷史就很不錯，除了數量很大能顯出全面以外，因為它是當事人的談話，比較能叫人信得住。

　　在我看來，口述歷史是比較接近歷史真相的東西。

　　我敢批評朱西寧先生和陳雷醫師的八二三小說的真偽，其實是認定了口述歷史比他們的小說要真實的緣故。

　　《八二三戰役文獻輯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這本書大概有一千多頁，算一算在140萬字左右，大部份都是口述歷史。這麼大量的口述，當然可以披露八二三砲戰的真相。

　　我批評陳雷醫師的《大頭兵黃明良》主要的論點是「誇大」，也就是不真實，內容存在著一種虛構性，並不是說他的《大頭兵黃明良》沒有意義。

　　這篇小說的意義頗大，當中包括暗示﹝比喻﹞了當時外省老官兵有虐待台灣兵的現象，也暗示﹝比喻﹞了台灣人身為殖民地的可怕性，這種可怕性是台灣人民都應該要知道的。也就是說，這篇小說的「轉喻」功能是很強大的。這是文學藝術的本質問題。

　　新歷史主義學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認為作家會在他的文章中使用轉喻，甚至也有人認為所有的小說都是轉喻的。這種見解很有道理。

　　所謂「轉喻」，就是「借喻」，也就是假借某個東西或現象來比喻另一個東西或現象。比如史蒂芬史匹柏就借用「辛德勒的名單」來比喻整體猶太人被害的可怕事實；楊華借用「女工悲曲」來比喻日本時代整體台灣的所有工人都遭到剥削的事實；吳濁流借著「亞細亞的孤兒」來比喻整體台灣人的無所歸屬的命運。如果文學沒有這種「轉喻」的功能，那麼文學的價值將會大減。

　　站在這個觀點來看，《大頭兵黃明良》的價值非凡，這麼寫也有其正當性，更何況口述歷史裡也提到台灣的充員兵被外省老兵虐待的現象。

　　不過，本省充員兵被隨意槍殺的事還是不真。

　　有關於「台語小說史略」的寫法下次我會再談。(1/31)

 

　　宋老師賜鑑。謝謝！您的解釋很清楚，我期待你稍後會談的《台語小說史略》的撰寫問題。在等待您後續看法的同時，我先分享幾個觀點。

 　　您在談及「較為可信的原始的史料」時，看得出是很注重「細節」的，這一定就是新歷史主義者所說的「厚描法」了。正好我手邊的一本文論工具書，在「新歷史主義」所強調的這個「厚描法」的方法論上有頗清晰的陳述，我將之列在底下，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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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格林布拉特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者反對將新歷史主義看做一系列抽象的教條，主張「關注具體細節」，將「理論和方法的總結建立在綿密的具體細節所組成的網絡之上」。這種傾向在方法論上受到了文化人類學者克里弗德‧格爾茲 (Clifford Geetz) 的影響，格爾茲認為，文化是一個巨大的象徵符號系統，而人是深陷其中的文化造物。想要獲得對特定文化表現形式的深層理解，得與人性進行面對面的觸碰……（格爾茲說）「我們必須沉降入細節」，也就是「厚描」（thick decsription）……格爾茲在《文化闡釋》一書中用「眨眼」作了一個淺顯的對比。有個人眨了眨眼睛。如果我們僅僅對這個動作加以描述，即閉上又睜開一只眼睛的眼瞼的話，我們所進行的就是「薄描法」(thin description)。因為對該動作的描述，無論如何精細，均不能使我們確切了解這個動作的含義－－當事人擠眼睛僅是眼部肌肉顫動的無心之舉，還是向誰傳送某個秘密的消息，抑或故意製造一種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的假象，愚弄旁觀者？只有當我們了解當事者、其他在場的人、以及當時的具體情景等，我們才能理解這個簡單動作的真實含義。這種對當時情景的細節建構，使用的就是「厚描法」。對文化研究而言，「厚描法」是不可獲缺的。只有建構出某個特定文化符號的所有可能意義，詳細勾勒出其產生的具體文化環境和社會背景，才能避免意義的缺失、誤讀和含混。（《西方文論關鍵詞》,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北京, P.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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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也介紹了格林布拉特2001年的著作《煉獄中的哈姆雷特》，蠻精彩的，「（格林布拉特在書中）不僅參考了宗教政治的文章，也引證了墓碑上的碑銘、中世紀作彌撒時的祈禱詞、出自名不見經傳的詩人的詩作……」

 　　其實我覺得你所運用的這種蒐集史料及分析的「厚描法」，不僅在認知文化歷史有用，在文學創作上同樣有用，這個方法看起來就像是文學創作的「新寫實主義」。您在這個時候把它大力介紹進來，真是很有意義的，它有助於我們更深地看清歷史與文學背後的真相。

 　　至於《大頭兵黃明良》的「轉喻」修辭與後殖民的意義，顯然地是台語小說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您的論文後半段有精彩的詮釋。先前，陳雷兄在談論台語文學史時，明白地提及「反殖民」（或曰「去殖民」），可見這篇小說背後的「反殖民」的意義對於陳雷兄而言，可能是有其自覺的。我也很想趁此同時，請教陳雷兄在創作這篇小說時的心得。陳雷兄，您願不願意向我們公開這篇小說創作上的奧秘呢？您自己眼中的「黃明良」是一個怎麼樣的台灣人形象？還有，我想套用宋澤萊老師方才所舉的例子，一如『史蒂芬史匹柏借用「辛德勒的名單」來比喻整體猶太人被害的可怕事實』，這篇小說似乎是用砲彈來比喻兩岸中國人對於台灣人的無情，她發表於1992年，我想請問，那前後台灣（或者說您在海外感受到的台灣）的政治文化社會氣氛為何？您寫這篇小說和稍前台灣政府提出「國統綱領」有沒有相關性呢？而您又怎麼會在那個時候想起八二三砲戰？(2/1)

 

　　長松賜鑑平安。你說得沒錯，新歷史主義的創始人格林布拉特本來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盧卡契﹞的學者，很重視歷史研究。他以研究文藝復興時期莎翁的戲劇有名，在研究中採用了歷史資料研究法。這種研究風格和「新批評學派」的廢棄歷史資料使用剛好相反，馬上引起學界的側目。

 　　但是格林布拉特受福科的影響很大，他把福科的「斷層﹝歷史不連續﹞」「權力話語﹝有權力的人就能製造散播文本﹞」這些觀念吸納到他的新歷史主義裡頭，導致他不信任官方﹝權力者﹞的歷史，既然不相信權力者所說的歷史，那就只能注重原始史料，引用原始的碑銘或名不見經傳者所記載的資料來佐證了。另外他受馬克斯的影響，很注重意識形態在文本中所產生的影響力，在文本中對意識形態下了很大的功夫進行分析，形成新歷史主義的重大特色。

 　　至於他所主張的社會﹝歷史﹞固然影響文學，文學也同樣影響社會﹝歷史﹞，文學具有能動性，都脫離了原來馬克思主義的單純的「反映論」，都是新歷史主義的特色。

 　　最近因為海登‧懷特也參加了新歷史主義的行列，他的理論更好用，所以新歷史主義有被懷特整盤接收的可能，我運用新歷史主義也以海登‧懷特為主，再用一些格林布拉特的理論當參考。

 　　歷史應該以直接閱讀報紙、口述歷史為準據，這是許多年前我就有的觀念，所以我才寫《誰能當選總統》那套書，它比任何談總統選舉的書都更詳細，也接近了歷史真相﹝因為我處身在那個選舉的場合裡﹞，只要對歷史有所研究的人一定都知道這個道理，這就是真正的「厚描法」。採用人類學者的田園調查方式也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之一。這都是不奇怪的，只是新歷史主義的學者故意強調而已。

 　　我說八二三砲戰的歷史或小說可以開始研究了，就是因為口述歷史出現了，比較真實的事蹟一旦出土，以前官方和一些人的扭曲、臆測都應該受到檢討，這個檢討是必要的，否則真象不會大白。當然，詳細資料方面我還把握的太少，因為匆匆忙忙在一個月內要寫這篇報告，根本連尋找報紙、詳閱資料的時間都沒有，許多章節都點到為止，非常草率，將來我希望有時間能擴增研究，再把論文增長到一倍或兩倍為止，才算是真正的有一些成果。

 　　總之，八二三砲戰和二二八事件一樣，小說或歷史的文本多矣，隨著時代、權力的更替，小說或歷史文本就會更多，怎麼閱讀，就不能不有新歷史主義的智慧！

 

　　接下來，我要談談《台語小說史略》的寫法。

 　　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寫台語小說史，而且應該是沒有優劣之分，只是應該考慮到「實用﹝效果﹞問題」，也即是到底會被多少人接受以及接受到什麼程度的問題。

　　假設我將來寫《台語小說史略》，它的寫法應該是這樣的：

 

〈A〉有關斷代的問題：

　　先將日治時代分成兩期：前期是未受新文學技巧影響的傳統小說時期。後期是指已經接受新文學技巧的新文學時期。後期當然包括了賴和或黃石輝﹝？﹞的台語小說，另外我會採用比較寬廣的寫法，將蔡秋桐比較接近台文表現的小說也包括進來討論，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就沒有多少文本可以討論。

　　戰後也以美麗島事件為界線，將之分成前後兩期。前期當然是台語小說的空白期，也是退步期；我會加重說明空白或退步的原因，同時討論黃春明和王禎和的鄉土小說，將之視為是後期台語小說的搖籃來看待，否則前期就沒有什麼好談。後期當然就是急速成長期，我會由胡民祥兄的〈華府牽猴〉開始介紹，一直介紹到最新的作家為止。

 

〈B〉書寫上，以每個作家為單位，分別介紹作家生平和他的每一篇作品。介紹完一個作家之後，再介紹另一個。我會將他們的作品分類，比如將陳雷兄的作品分成「白色恐怖統治小說」「八二三砲戰小說」「後殖民小說」「社會風情小說」「歷史小說」…….等等。會分得很細很細，以便將來有人可以將許多作家同一類的小說收集起來作研究，得到比較科學的結論。

　　因為是《史略》，將避免長篇大論，應該是簡潔明瞭，不拖泥帶水。在全文的後面，會附一個創作大事年表，將所有的作品的發表年代都貫串起來。
　　我將不會和別人討論哪篇小說是台文小說或不是台文小說，一切由我個人認定。不過，會遵守一個簡單的原則：如果用台語唸下來，發現非常難過難唸，老是要換北京語唸，叫人受不了的話，就不認為它是台文小說；如果還能忍受，就認為它是台語小說。

　　以上是初步的構想，將來寫的時候有可能會再修正。

　　我準備今年暑假開始寫。 (2/1)

 

　　宋老師賜鑑。您說要動筆寫《台語小說史略》，這是一個讓人感動的美麗的心志！

 　　「人人都可以寫台語小說史」一方面是您的謙虛，另一方面，我可以聽出這背後的弦外之音，我要呼應您在前一篇發言提到的類似《誰能當選總統》的這種「在場的歷史」，我想，如果是一個文化高度夠的社會，出現很多的「在場的小說史」一定會很驚人！

 　　2006年的《時代》雜誌的風雲人物是「你」，指的正是作為廣大的（特別是部落格興起後的）網路「部落客」的「你」，我突然發現這個世界生生不息地湧出了很多的聲音，人人都是旅遊家、攝影家、美食家、生活美學家、育兒家、政論家、傳記學家……等等等等，這確實是當今的時代特色，或者說，幾年內猛然出現了一種蔚為可觀的「在場歷史」的氣氛。我在想，在這個時代氣氛之下，我們能為台語文學做什麼？一來是創作，二來，我想就是勇敢的發言吧！

 　　如果我來寫小說史，我大概還沒有能力照您的架構那麼全面地寫，不過，也許我會先從幾個典型的小說人物入手，寫出我所持續關注的台灣人自我形象的發展與變化的現象，或許，也可以搭配著觀察小說修辭的變化；不過我要承認，我只是隨口說的，我從來沒想過要寫台語小說史，倒是您這裡所提的如何建構小說史的意見，很適合做為我們當今研究台語小說的方向的參考，或者就近者而言，我們可以參考它做為台語小說座談題目的方針。

 　　您在更前的一則發言裡進一步地解釋了「新歷史主義」，我也觀察出「新歷史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後殖民理論」之間似乎只是幾道旋轉門，互有交流，若有機會，我會稍等等陳雷兄的意見後，再提出我進一步的問題，但在這裡，我倒是看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先來請教您。

 　　您在這裡提起《台語小說史略》的寫法，是考慮到「實用（效果）問題」，再參考您的寫作架構，我猜測它會和論《大頭兵黃明良》的重視厚描的「新歷史主義」的方法論不太一樣，此外，難免會出現比較多的「連續歷史」的邏輯而和「新歷史主義」的基調有出入；也就是說，表面上看，似乎「史略」的寫法和您目前的文論寫法是有差異的。我要回到您所說的「實用（效果）問題」來討論這件事，您如何看待《台語小說史略》預期的實用「對象」和「效果」？

 　　在我的觀察，您近來的一系列的文論很深入地交替使用新批評、原型理論、現代修辭學、後殖民理論、新歷史主義等等的方法，但骨子裡，這些應用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的，也就是說，我相信「實用主義」才是您真正立論的基礎。您最後是不是會用「實用主義」把這一切統整起來？或者說，這些文論的精髓，將會如此統整在您的《台語小說（或文學）史略》裡頭？ (2/1)

 

　　長松賜鑑平安。你的看法總是很敏銳。

 　　後現代主義風行的今天，要寫歷史書籍簡直是瘋狂的行為。後設歷史學﹝元史學﹞已經賦予歷史學家一個等同「小說家」的名號，寫歷史即是在虛構故事。因為，沒有人能知道真正的歷史到底長成圓的或扁的或是什麼一個樣子。

 　　最近我見到幾個研究歷史的同行，大家都唏噓不已，以前我唸師大時，許多人對歷史胸懷大志，都想成為司馬遷。他們笑我不務正業，跑去寫小說，要不得。沒想到現在後設歷史學將司馬遷貶成小說家來看，簡直是黃金變成鐵銹了，而且將來要翻身大概很難。

 　　不過，因為沒有「真正的歷史」，所以也解放了我們，教我們人人都有構造歷史的權利。

 　　你說得對，只有實用主義能收拾這一切。實用主義不問最終真理，只說實用。這樣很好，有用的就對。就好比巫醫、中醫、西醫，各有一套預先設定的理論，哪個都不是「最終的真理」，只因西醫比較有用，所以大家就認為西醫是真理。將來如果再出現一種更有效的醫術，西醫就不真的那麼接近真理了。

 　　大家都來寫「台語小說史」，只要不至於違背史實太厲害，有用好用就寫，其他可以不必多加考慮。

 　　我的寫法將會接近簡單的編年紀事的寫法，避免有太強烈的主觀立場、意識形態﹝這些都難以避免﹞，到時候一面寫一面提高警覺自我修正，希望不會惹來內行人的笑罵！(2/2)

 

　　關於823砲戰的一個實相，簡要提供下列兩則供參考：

 

一、    約20年前，我曾旁聽家舅（陳智昌，我在一旁聽他與人閒聊到此事）談到他的親眼所見及親身經歷，那時家舅是一名台灣籍被徵召的「大頭兵」，正在金門，便經歷了「八二三砲戰」，我尚記得他說到兩件事或兩個現象：1.外省兵膽怯又懶惰，敵方砲彈打過來，總是他們最先找掩蔽躲藏，不敢立即還擊，台灣兵較英勇，總被排在最前線應戰、當炮灰，因此死傷也較多，長官也較喜歡命令台籍兵做事和作戰，家舅認為若沒有台灣兵的英勇，「咱（指台灣方面，即國民黨軍）一定慘敗」。2.當場，我提及我「不久前」（當時的不久前）應邀赴金門訪問，並參觀擎天廳這偉大工程而表讚嘆一事，家舅立即表示，該工事正是他們做的，然後津津的、像回憶當年勇般的述及他們如何把花崗石的大武山挖空，他表示當時金門許多較大較難防禦工事及工程，主要也是靠台籍兵的不畏辛勞才得以完成。家舅在述及此事時，純然是以一個曾參加823砲戰的台灣小農民的身份在說，應屬真相，至少是他所親眼目睹的部分真相。

 

二、    林明男有一首詩，題為〈823砲戰〉，發表於1995年，都有選入《台語詩一甲子》及《台語詩一世紀》，該詩所寫的正反映當時國民黨外省人及長官將台籍大頭兵當做「奴兵」的心態及做法，其兩族（台、中）之異或衝突，不只是因語言不通的齟齬而已，我在該詩之後的導讀（見《台語詩一甲子》）中有一段這樣說：「1958年發生在金門的「八二三砲戰」（國共的金門砲戰），雖然打沒幾天就在美國的介入下結束，可是幾十年來卻經常被外省中國人執政的官方拿來宣揚蔣家軍的勇敢與功勳。本詩以一個不受國民黨洗腦所影響的台灣人的立場，對該次戰事作另一現象的詮釋，詩中寫道：台灣人被迫去充當中國人內戰的炮灰，並且死得真不值，台灣人戰死了被當做病故處理，成為無家可歸、無人超渡的野鬼，只能在異域遊盪，而中國人戰死，才是「為國捐軀」，不但可「丹心照汗青」，還能得到蔣朝獨夫追封「烈士」，魂進國廟（忠烈祠）享受果位。這對「忠愛中國」的台灣人來說實在莫大的諷刺。詩中再引二二八事件，是強調台灣人縱使「心懷中國」，也還是被當異族看待的可悲下場，因此最後向台灣人棒喝，台灣才是台灣人的祖國，為台灣而戰，死也要「做台灣鬼」。（1998.03.05）」這首詩，各位手頭上大概都有，值得看看。以上提供討論及研究的參考。(2/3)

 

　　央敏賜鑑平安，你這些資料很有價值，和《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這本書共有1702頁，一般的圖書館都找得到﹞這本書若干口述歷史吻合。

　　八二三砲戰的台籍充員兵很勇猛，為了完成任務，也死傷累累。當時據守在戰況最激烈的烈嶼當師長的郝柏村尤其讚譽台籍充員兵有加。朱西寧的八二三卻完全朝反方向亂寫，大肆貶低充員兵。

　　當時，的確是靠著美國所供應的十幾尊巨大榴彈砲﹝分成八吋榴和240砲﹞的反擊，落地時會產生真空窒息狀態，才遏阻中共的砲擊。絕對不是說朱西寧所亂寫的蔣中正或某些外省官員神機妙算所立下的戰功。

　　有關外省人八二三文學的創作有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剛開始是很謙虛，知道是所有人合作抗敵的結果。之後，八二三被列為軍事機密，一般人不敢討論，外省作家就開始利用八二三，將之寫成是蔣中正和蔣經國的功勞，寫成歌功頌德的神話。最後階段當然就是利用八二三對所有外省族群士兵歌功頌德，貶低所有本省族群充員兵，達到省籍歧視，治療其族群創傷的最高目的。朱西寧就是第二階段和最後階段的小說家。我說朱西寧其心可誅，應當受譴責的原因就在這裡！（2/5）

 

　　澤萊兄、長松兄kap大家好！
　　澤萊兄，你的論文刺激大家思考823炮戰(差不多大家都不去想了)，族群問題、寫小說的問題，實在真有趣。我感覺這樣的座談會很有好處。你計畫要寫《台語文學史》，這是台灣文學/台語文學的大福氣，期待！
　　關於長松兄提出來的問題，有需要補充說明幾點：

1. 〈大頭兵黃明良〉是1987年寫的(不是1992)。那之前，我回去台灣，在南部草地鄉下和朋友聊天，談到了當兵艱苦的事。他說，古早當大頭兵最艱苦，因為大部分是庄腳人，樸直（條直）、沒讀書，中國話不怎麼通，任人糟蹋欺負；又說823炮戰緊張的時刻，有大頭兵因為中國話聽不準確，命令聽不懂，被長官誤會是不聽命令，用槍冤枉打死。
　　這些話給我一個刺激，這就是寫〈大頭兵黃明良〉的引發點（trigger point）

。此外我的腦海內，古早（1950-60年代）所見的大頭兵的印象很深。又黑又乾又瘦（烏ta -san2），一顆頭大大個，剃光光的，有奴隸的眼神。大頭兵是被殖民族群裡，受很大迫害又無聲音的人。〈大頭兵黃明良〉是在寫大頭兵，是被殖民者的命運的一個樣版。

2. 她所描寫的是1958 年代台灣人的想法、看法、感受、感情，他們當時的政治觀，以及很強烈的族群對立，不是1987年的，也不是那以後的。當時他們看蔣介石政府就是中國政府，823 炮戰是中國內戰的延續，台灣人衰，接了拳頭，替人死。

　　平安！（2/3, 編者譯）

 

　　多謝三位前輩的發言。

　　陳雷兄 ，進一步發問前，我想先瞭解，1987年寫的「大頭兵黃明良」，怎麼會在1992年才發表（或者1987年曾在哪裡發表而我沒注意到）？

 

　　長松兄kap大家好！我記得最初是收在《永遠e5故鄉》(旺文，1994年出版)， 似乎未刊在台文通訊。1992年刊在哪裡，我竟沒記錄了呢。

　　1989年那一陣子，台文小說/文章差不多都沒地方發表。〈美麗e5樟腦林〉 在《台灣文化》13期(1987)刊出來，是例外。(《台灣文化》雜誌是在美國發行的，當時主編是陳芳明先生。) 平安！(2/3, 編者譯)

 

　　陳雷兄平安。1992年發表值台灣文藝。(2007/2/3)

 

　　澤萊兄，多謝。我chit-ma2會記得a.（2007/2/4）

 

 　　宋老師賜鑑，這裡要繼續談您的論文，您文分五路，從(1)講述(2)敘述觀點(3)隱藏讀者(4)佈局模式(5)意識型態這五個重要的小說修辭角度來分析這二篇八二三小說的差異，是我們分析小說的一個很好的參考，特別是後三者。我覺得除了您最重視的「佈局模式」與「意識型態」之外，「隱藏讀者」的分析也著實給了我個人相當大的啟發，我認為它和您最後提及的「小說實用的創傷治療功能」有關，在「文學與歷史互有交流」的這個角度上，它仍是新歷史主義應該關切的一環。不過我在此暫先不針對它，我要先請問您關於「佈局模式」的問題。

 　　您在論文中這麼寫：

 ====================

　　陳雷醫師的《大頭兵黃明良》又如何呢？我們認為它是「諷刺文類」。而且是屬於反諷。提到反諷﹝Irony﹞很容易和諷刺﹝satire﹞或譏諷﹝sarcasm﹞混淆。三者都說反話，但是反諷比較間接而無攻擊性，不像譏諷會出口傷人。諷刺的文學裡沒有英雄，按弗萊的說法，這時候英雄已經死了，大地一片洪荒或洪水、惡勢力得勝、一切回到渾沌的狀態、眾神都被毀滅了。從屬人物有食人妖魔和女巫。

　　我們看到了，黃明良的死就是英雄的徹底死滅，那位連長就是食人妖魔。而這時，天底下再也沒有真理、公平、正義，舉世儘是洪水滔滔。

　　我們認為，當陳雷醫師選擇他的小說是諷刺文類的時候，這種安排已經無法改變，他只能這樣寫，已被完全的命定了。

　　簡言之，文類的選擇，早就決定了這兩篇小說南遠北徹的內容，變成兩種八二三的迥異文本

 ====================

　　相對地，您於文章的稍前也提及朱西寧先生的《八二三注》是「傳奇小說」，我很想聽聽您的看法，這二者之間的差異，會不會是台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的族群差異的特徵？

 　　我這麼問是有根據的，因為我發現戰後自1987年起的幾篇台語小說，例如：

　　〈華府牽猴〉，李竹青（胡民祥），1987年5月，《台灣新文化》No.8。

　　〈抗暴的打貓市〉，宋澤萊，1987年6月，《台灣新文化》No.9-10。

　　〈美麗的樟腦林〉，陳雷，1987年9月，《台灣文化》No.13。

 　　她們似乎和這篇〈大頭兵黃明良〉同屬「諷刺文類」，而且都有很高的「反諷」的味道，這難道只是巧合的現象嗎？您願不願意談談這背後的「意義」？這個意義會不會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意義？

 　　另外有一個問題也很值得「台語小說史」來探討，假設一如陳雷兄說的，〈大頭兵黃明良〉是寫於1987年，那麼，為什麼「後期戰後台語小說」（依照您前文提過的分期）的上述最初幾篇小說作品，會都正好在1987年出現或完成？除了以小說史家的身份，您願不願意在這裡同時以〈抗暴的打貓市〉的作家的身份來談談當年的情況？

 　　也歡迎陳雷兄及諸同仁的補充。平安！(2/5)

 

　　長松賜鑑平安。首談「隱藏讀者」的問題：

　　這個問題對作品的產生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作家寫作時，都會事先設定我這篇文章是要給哪種人看的，才開始寫作，很少說是給所有的人看的。也因此，小說想「放諸四海皆可讀」是不可能的。

　　一個以青年人為隱藏讀者的作品，他訴求的對象是青年人，治療的對象當然就是青年；以族群為隱藏讀者的作家當然就針對其族群來訴求，他敘述治療的對象也是他的族群，是二合一的問題，是很難分割的。

　　「隱藏讀者」是一個很新的觀念，出現到現在只有三十年左右，早期提出這個觀念的人是寫《小說修辭學》的布斯，後來被吸納到「敘述學」裡頭。這個觀念非常敏銳也是有待發展的重大觀念。

　　再談「布局模式」：

　　這個觀念歸根究底是弗萊的理論，後來被海登‧懷特拿去使用分析史學家的技藝，非常好用。

　　我根據他的「神話原型批評」文學理論，提出本省人﹝最少包括福佬人和客家人﹞的文學這三百年的發展主軸是傳奇＞田園＞悲劇＞諷刺四個過程，現在有朝向傳奇做回歸的現象，我希望有人注意。戰後這一波就是以「諷刺文學」為主軸；另外戰後悲劇的力量也還很強，所以我有時會說戰後是「諷刺和悲劇雙主流」的現象。但是悲劇已經不如日本時代那一波的悲劇那麼清一色和悲慘萬分。

　　外省人這六十年的文學也是沿著傳奇＞田園＞悲劇＞諷刺四個過程做變化，轉變的速度很快，現在來到了「諷刺」為主流的這個階段，但是悲劇還是很強大，如果不小心就很難察覺這些現象。

　　本省人的文學歷程和外省人的文學歷程存再著一種不可共量性，很難整合在一起看。戰後的情況尤其針鋒相對，就好比說本省人的喪事就是外省人的喜事，外省人的喪事就是本省人的喜事。最嚴重的是本省人辦過二百多年的喜事和喪事，外省人完全不在場，更加深了雙方的不可共量性。

　　戰後反諷文學盛行，是諷刺文學的大宗，不只我本人、陳雷、胡民祥這麼寫，林央敏的〈大統領千秋〉、施明正的〈渴死者〉〈喝尿者〉、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我愛瑪莉〉、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美人圖〉、笠詩刊的所有主流詩人……都是，數都數不完。

　　我其實已經著手在寫作一本叫做《三百年台灣文學發展史》的書。我發表在政大部落格的有關弗萊的理論的文章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將來我會續寫這方面的文章，等到數量龐大時，再收集成一本書。換句話說我用「神話原型批評理論」來寫台灣文學史，是一種有機論的歷史理論。這麼寫有助於我擺脫嚴重的「意識形態」和的「本土立場」，反正理論是弗萊的，不是我個人的，我想盡量不使用自己太多的主觀見解。簡言之，我一直問：假設我就是弗萊本人，那麼台灣文學應該怎麼看？（2/5）

 

　　宋老師賜鑑，關於「隱藏讀者」，您這麼說我就更明白了。實際上我認為你說出了一個小說創作的「語言氣氛」控制上的訣竅。

 　　印象中，布斯的敘事理論的訊息傳遞架構是：

　　［真正作者］->［隱藏作者］->［（文本中之）敘述者］->［（文本中之）聽講者］->［隱藏讀者］->［真正讀者］

 　　在創作實作、批評與寫作的指導上，我漸漸覺得這一套道理會很實用。特別是從［隱藏作者］到［隱藏讀者］的這條關係鏈，是作者在創作時的一個關鍵的抉擇(有意識的或下意識的)。我回想起來，它其實控制一整個故事的氣氛，很不得了。我個人寫的《柴山少年安魂曲》是一個很易於解說的例子，這篇小說的［敘述者］是一個殺人犯（主角），［聽講者］是一個牢友(代筆者)，這個牢友同時成了［隱藏作者］，而這篇小說的［隱藏讀者］，應該就是台灣的青少年（包含我自己）、父母一輩及教育界了﹔回想起來，我的這個安排其實決定了整篇故事的節奏與氣氛，也適合給初學小說創作的朋友參考。假設同樣要寫愛情宣言，我們可以選擇結婚典禮上的演講稿，也可以選擇花前月下的竊竊低語﹔可以選擇寫給［準備結婚的青年男女］看，也可以選擇寫給［不婚主義者］看﹔這個抉擇，說穿了，是創作成形的一個先決條件。

 　　關於佛萊的［原型理論］，坦白說目前我還有點「花格格」，佛萊在「歷史批評：模式的理論」中，把1500年來西方小說的模式的演進歸納為：［神話］->［傳奇］->［高模仿的史詩、悲劇］->［低模仿的喜劇、現實主義小說］->［諷刺小說］(《批評的解剖》p.45 ~ p.47, 百花文藝出版社, 天津, 2006)，看起來你的看法和他不完全一致，你有你自己的洞見在裡頭，我相信，這是本土原型理論的一個重要的工程！我會感到「花格格」，有一個原因，是佛萊在春夏文學的認定上似乎有過變化.....

 　　此外，您說：「本省人的文學歷程和外省人的文學歷程存再著一種不可共量性，很難整合在一起看。戰後的情況尤其針鋒相對，就好比說本省人的喪事就是外省人的喜事，外省人的喪事就是本省人的喜事。最嚴重的是本省人辦過二百多年的喜事和喪事，外省人完全不在場，更加深了雙方的不可共量性。」

 　　這一席話讓我陷入沉思！我們不禁要嗟嘆起來：這個歷史的結要怎麼解才好？

 　　您未在論文中深談［反殖民］的這個意義，但我想，若有機會，我會試著用［後殖民］或［反殖民］來看待戰後這一波撲天蓋地的［本土反諷文學］，特別是台語的反諷小說。假設有機論的背後樂意探究某種「模式成形的動力」，那麼，我願相信族群的覺醒該是這個力量的根源之一。

 　　比較奇特的是戰後台語小說出現的1987年這個年份，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大家在這一年同時寫出了高現代性的台語小說？這個現象會有一個背景成因嗎？ 平安！( 2/5)

 

　　長松賜鑑平安。台語小說出現在1987年的原因和當時文學場域的變遷有關。那時，我們正在辦《台灣新文化》，內容裡頭有許多主題，包括提倡台灣民族論、環保運動、女權運動、為工農大眾代言……當中有一項被視為最重要的指標工作就是提倡台語文學。所以特別看重這一項是因為別人不談這個，我們談。我和胡民祥都是《台灣新文化》的成員，必須有所創作，所以就寫了小說。同時大概是頗有新鮮感，我記得不久後有洪維仁、楊允言、林央敏都慢慢提筆加入了行列。可以說《台灣新文化》是戰後率先倡行台語文學的第一波，沒有這個雜誌的話，台語文學的發展將會緩慢許多年﹝當今許多台語文學的工作者都不知道這件往事﹞。所以你說台語小說出現在1987年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有關弗萊的理論確有前後期的差異。我猜這是受到批判的結果，他後來所修改的並不比初期的說法來得好，這都無所謂。尤其是經過批判，我們使用理論的人就可以更放心，知道他的理論的誤差在哪裡。最重要的是他對文類內在原理的闡揚很精闢，大概沒有人能超過他，這是他最大的資產。海登‧懷特也很厲害，我看過一段他所寫的談論比喻的文章，覺得他的文學素養好的不得了，他會一眼相中弗萊的理論可以說一點都不奇怪。凡是大師，彼此都會心有靈犀一點通。

　　「隱藏讀者」的概念有待闡發。譬如說如果有人寫文章目的是給神看的﹝聖經裡應該有許多這種文章﹞，那又是什麼一種書寫狀態？一個超現實主義的作家，他的隱藏讀者是誰？精神病患作家呢？這些問題並沒有人研究過，是很有趣的問題。我認為布斯也可以算是文學理論家中的一個大師。

 

　　宋老師賜鑑。謝謝您的回覆，因為多花了一些時間查考，回應怠慢處還請您見諒。

 　　確實，《台灣新文化》所發揮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吾人得好好研究一番才是，若以台語小說史而言，或許1987年才是真正的「戰後台語小說元年」吧。我建議下個階段的座談，我們不妨就從這個時期的作品開始談。同時我也想再多找些資料。

 　　您的這篇論文以八二三的史實為基準，透過新歷史主義的方法將史實、歷史文本與小說文本進行交叉閱讀、批評，就此方法論而言本已極具價值，而我這二天反覆思索的，更在於您所提出的四個大的對立面：

 　　其一，是[歷史文本]之「真實」與「官方史料」之對立面﹔

　　其二，是[隱藏讀者]之「外省人」與「本省人」之對立面﹔

　　其三，是[佈局模式]之「傳奇」(春季敘事結構)與「諷刺」(冬季敘事結構)之對立面﹔

　　其四，是[意識形態]之「外省─中國意識」（保守主義）與「本省─台灣意識」（反殖民）之對立面。

　　如斯，以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為中心，《八二三注》與《大頭兵黃明良》就像是二道高牆般頑抗地對立著，我覺得這個畫面恐怕是戰後台灣文學史的重要象徵！它所透露出的訊息已經不限於這二篇小說。

　　稍早前陳雷兄說：『文學的「目的」當然不單是要建立「團體認同」，但是它難免有這個作用、效果。經過共同的語言與文學的藝術力量，在讀者腦袋裡產生共同的形象( image)， 就像「紅樓夢」產生中國社會的共同形象，「飄」產生美國南方社會的印象。當然這些形象不一定完全正確完整。在這方面，一個族群的文學和那個族群的歷史經驗有一些相同處。我們作者有時會使向人「展風神」: 我是用( 語言的) 藝術在寫台灣社會史！』以及『「她(《大頭兵黃明良》)所描寫的是1958 年代台灣人的想法、看法、感受、感情，當時的政治觀，以及很強烈的族群對立。』在某個層面上也解釋了這個巨大的對立，實在很值得我們關注。

 　　有趣的是，因著意識形態/隱藏讀者的對立，似乎命定般地，「佈局模式」的敘事形式的對立也因此相對地形成，我相信，有了這個基礎，我們日後看待台語小說的角度將更加深化！

 　　回過頭來再稍談「佈局模式」，您於論文中提到：

 　　「我們看到了，黃明良的死就是英雄的徹底死滅，那位連長就是食人妖魔。而這時，天底下再也沒有真理、公平、正義，舉世儘是洪水滔滔。」

 　　在這個部分，我的看法和您有點小差異。我比較不把黃明良視為英雄的形象，我比較把黃明良看成是弗萊在論及諷刺文類時所曾提及的「悲慘或瘋狂的可憐蟲形象」(即第六相位的諷刺，《批評的解剖》p.349) ，我的看法是，在這個故事之前，英雄就已經徹底死滅了。

 　　陳雷兄分享：「(寫《大頭兵黃明良》時)我頭殼內，古早（1950-60年代）所看著e5大頭兵e5印象真深。烏ta -san2, 一粒頭大大khian，剃光光，奴隸e5目神。大頭兵是被殖民族群內底，受真大迫害koh無聲音e5人。」

 　　這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在黃明良角色的判斷上，這應是一個直接的參考。

 　　後來，我發現弗萊定義的第六相位的諷刺文學，很適合來解讀陳雷兄的這些有反殖民味道的反諷小說，弗萊說：「第六相位的諷刺是用基本上無法緩解的奴役束縛來展現人生的…在當今時代，這一相位的主要形式是社會暴政造成的恐懼感（《批評的解剖》p.348）」

 　　在《大頭兵黃明良》中，我也特別注意到「切仔」這個角色，她是陳雷在不少小說中設計的「『模仿』因命定而注定悲慘的人」的其中一個，為什麼說是「模仿」呢？表面上看，這個女子的人生緊緊地和她的婚姻結合在一起(甚至鄉野傳出了以她的婚姻為主題的唸謠)，而後，她果然嫁給了黃明良，而後，黃明良竟在砲戰中戰死了，黃明良的戰死，表面上看，似乎意味著她的人生最終還是不敵命運安排，「切仔」的人生「果然」落入悲慘的結局，一切歸於「命定」……然而，作者意思果真要讀者把她的人生如此當成命定來詮釋嗎？顯然不是的，顯然的，這個「悲慘」的背後，相較於「命定」，有一個更突出的真正的原因，乃是外省中國人的不仁！我們有了這個認知再回頭去看待「切仔」一開始就被安排好的「模仿命定」的舖陳，我們便打從心底感受到一種「悲劇性地反諷」來了。這個反諷彷彿是說：「是啊！這就是切仔的命啊！在外省中國人的不仁之下的注定卑賤的命啊！」

 　　我個人認為這一類「『模仿』因命運而注定悲慘的人」，是陳雷小說中頗為普遍且突出的一種反諷技巧。

 　　以上的看法，還請您指教！（2/8）

 

　　澤萊兄、長松兄kap大家好！

　　關於「隱藏讀者」這個問題，很實在，也很有趣味。它對作者寫小說的過程有什麼影響?很複雜，且變化不定。

　　暫時用寫〈大頭兵〉的經驗作例來分析：

1. 第一個出發點是, 聽到大頭兵因為語言誤會，被人槍殺的事。從這裡引起要寫「大頭兵」的決定。這是我的反殖民意識的反應。

2. 再來，思考要寫的內容，決定要寫大頭兵被人迫害的經驗，這也是反殖民意識的反應。

　　假設一樣這些話讓朱先生聽到，他有可能也決定要寫大頭兵，不過他會寫大頭兵「無路用」的事。這是他的殖民者意識的反應。同一個引發點，產生相反的小說。

　　這個反殖民意識和殖民者意識都是作者本人的人生觀、價值觀的一部分，是寫這篇小說以前就有的。看起來，似乎它「決定」小說的體格、大方向。

　　在這個過程裡，「隱藏讀者」的影響有多少？我想是「有」，但是份量不是固定，也就是說，和作者寫這篇小說的目的/動力有關係。假使作者寫作的目的/動力偏向賺錢(商業性)、出名、娛樂性（entertainment），要影響別人的意見，這樣自然會很注意讀者要讀什麼，他寫的內容受讀者影響較大。假使寫作的動力是作者要吐一口氣，要把心裡的感情、感想、想法講出來，那麼「隱藏讀者」的影響就較小。大部分的寫作可能這些動機都參雜在一起。

 　　讀了澤萊兄、長松兄的討論，引起我粗略的反省和心理分析，完全無系統性，邊想邊講，請諒解。(2/9, 編者譯)

 

　　長松賜鑑平安。我分兩點來回答你寫的兩個問題：

　　一個是你說的：「如斯，以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為中心，《八二三注》與《大頭兵黃明良》就像是二道高牆般頑抗地對立著，我覺得這個畫面恐怕是戰後台灣文學史的重要象徵！它所透露出的訊息已經不限於這二篇小說。」在這裡你特別強調「象徵」這個詞。我認為在重大的文學主題上是可以這麼說的。

　　不過在詳細的內容上，並不總是這麼的對立。有兩種情形發生：

　　有時在同一個重大主題上，本省人文學與外省人文學的確是針鋒相對的，除了八二三砲戰之外，譬如說拿《外省人的白色恐怖小說與本省人的白色恐怖小說》這個題目來說，目前已經有針鋒相對的書寫出現，也就是說本省人作家書寫在白色恐怖中外省人如何捉捕槍殺本省人的事件，認為本省人是無辜的受害者；外省人作家也書寫在白色恐中外省人特務如何逮捕殺害本省人的事件，不過這位外省作家認為外省特務沒有將本省人嫌犯徹底消滅是一種遺憾，作家還表揚了外省特務的英勇。

　　有時不是針鋒相對，而是依其族群治病所需，各說各話。換句話說各取所需，側重面各有不同：譬如說拿《外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現代主義﹞與本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現代主義﹞》這個題目來說，雙方各取所需，雖然都是存在主義文學沒錯，但是對存在主義的認知完全不同。又譬如說拿《外省人的魔幻寫實主義小說﹝後現代主義﹞與本省人的魔幻寫實主義小說﹝後現代主義﹞》這個題目來說，也是各取所需，認定不同。再比如說拿《外省人的二二八小說與本省人的二二八小說》這個題目來說，也是各取所需，認定不同。

　　我將來會將這些題目都寫成文章，提供給想研究戰後臺灣文學的人當參考。叫他們注意到，台灣不只是一族的文學，而是四族﹝原住民、客家人、外省人、福佬人﹞的文學。裡面有並列，也有對抗！

　　另外你說：「我比較不把黃明良視為英雄的形象，我比較把黃明良看成是弗萊在論及諷刺文類時所曾提及的「悲慘或瘋狂的可憐蟲形象」(即第六相位的諷刺，《批評的解剖》p.349) ，我的看法是，在這個故事之前，英雄就已經徹底死滅了。」你這麼說就更清楚了。沒錯，在悲劇﹝日本時代的文學主流﹞時，英雄﹝余清芳、莫那魯道﹞早就死了，戰後的黃明良已經不是英雄，他只是一個做為反諷性的被害平民。

　　你又說：「在《大頭兵黃明良》中，我也特別注意到「切仔」這個角色，她是陳雷在不少小說中設計的「『模仿』因命定而注定悲慘的人。」這麼說也是恰當的。「切仔」也很像弗萊在《批評的解剖》中所說的悲劇角色，悲劇的角色分成兩種，一種是「高模仿的主角」，他的社會地位比我們普通人高，比如說伊比帕斯王這種悲劇英雄；另一種是「低模仿的主角」，他不是英雄，是社會地位和我們相同或比我們低下的人。凡是悲劇，主角一定要揹負一種被害的命運，他們是被內在情慾或外在社會狀況驅使迫害的人，尤其是低模仿，往往是被命運所犧牲的無辜平民，通常是一個女人或者是小孩。「切仔」就是低模仿的角色，只是一般「悲劇」不會諷刺這個可憐的女人，但是「反諷」就會。陳雷醫師「嘲諷」切仔的原因不是不同情這個女人，而是嘲諷那些無知的嘲笑切仔的台灣人，可憐的那些台灣人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命運其實和切仔是一樣的。《大頭兵黃明良》是雙面刃，切仔這個角色在於諷刺本省人，黃明良這個角色在於嘲笑外省人。你寫的《貓語》也是一樣，也是雙面刃。這就是諷刺文學厲害的地方。(2/9)

 

　　陳雷兄，多謝你的補充，讓我清楚了解了「反殖民意識」在你創作動機與取材上所佔的重要的地位。

 　　確實，「意識形態」大大影響作品的「意義」，而在另一方面，它似乎也大致地引導了作品的「形式」，例如原型理論裡面所談的「佈局模式」，其背後可能多少都受一些意識形態的影響，我想，這也是海登懷特願借重弗萊的模式理論進行歷史分析的基礎之一。又比方說宋老師提及的台灣戰後的反諷文學的佈局模式，背後應有某些意識形態的力量在支持著，您提起的「反殖民意識」，的確是戰後台灣作家相當重要的意識形態之一。

 　　至於「隱藏讀者」，單獨看可能容易失焦，從批評的角度，我寧可認為它是線索，從「隱藏讀者」去推論作者的意識形態與寫作的企圖(或者您所講的「動力」)，我想這是「隱藏讀者」的好用處之一。您說到：「假使寫作e5動力是作者beh吐一個khui3, beh ka7 心內e5感情，感想，想法講出來，按呢『隱藏讀者』e5 影響to7 khah小。」其實若看這個例子，我比較會認定其中的「隱藏讀者」是「作者自己」，有趣的是，這個選擇本身還是會對小說修辭或模式造成影響的，例如敘述語氣等等，當然，這個重要性很難一以論之。對於初學小說者而言，創作前先決定「隱藏讀者」，至少可保持語氣(或「語境」)的一致，這是另一個好處，當然這並非絕對的。

 　　另一方面，「隱藏讀者」的選擇在某些時候同樣會受「意識形態」影響，而這個選擇未必是作者意識到的。譬如我觀察到我自己寫台語小說的時候，我並未總是察覺出我設定的「隱藏讀者」，但若有批評說我的這些作品的「主要隱藏讀者」是「台語族群」(特別是懂得台文的本省知識份子)，顯然會成立，基本上我是很難反對的。另外，一如先前宋老師所言的精神病患作家的「隱藏讀者」的例子，這層影響是否總是存在，以及透過何種方式存在，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探討。以上的看法請指正。

 　　另外，關於戰後台灣文學史觀的看法，是的，我的「對立」說法是略顯誇張了，宋老師，您的看法比較周到一點，整體來考慮，說「並立」「抗衡」比較真實。

 　　「反諷」的修辭技巧與佈局模式，我想會是我們下個階段討論的重頭戲。

 　　宋老師您提到了「依其族群治病所需，各說各話」，是很有意思的。這篇論文從「佈局模式」「意識形態」回歸到了您的實用主義文學觀，最後透過敘事心理學總結在「族群治病」的這個意義上，應是極具獨創性的觀點，因此，我將會把這個部分列為本單元座談的附錄，以響讀者。

 　　這個階段的座談很感謝宋老師、陳雷兄、央敏兄的參與，我的收穫很大。一者，從台語小說史略的寫法討論，我得以一窺後續批評及討論台語小說的方向；再者，透過宋老師論文中新歷史主義的方法，讓我得以比較真切地去看待歷史與文學，在這個層面上，我也看見了文學和世界文化發展間的積極互動的一面。我特別感佩宋澤萊老師立論的勇氣，因為從一開始，我就明確地知道這篇論文的「隱藏讀者」不是只有台語族群，事實上，也包含了他所嚴厲批評的外省族群作家！或許她將為台語小說的批評劃開一道閃亮的戰線。

 　　另一方面，陳雷兄的創作心得分享十分寶貴，讓吾人更加容易的把他的創作放在「反殖民」的這個意義上來思考，我想，它會是我們下個單元的主軸。在下個單元，我將提出戰後台語小說開展的幾個現象來就教於眾先進，譬如說，我很想以李國一和李石頭這二個小說的角色來作為我們討論的開端，而在本階段所建立起的方法基礎上，後續的討論既可以是意識形態的討論，又可以是修辭的討論。

 　　基於篇幅的因素，我建議本單元的討論在此暫告一段落。結束之前，很期待宋澤萊老師與陳雷兄各說些話，來作為本單元的總結！

 　　謝謝！ (2/9)

 

　　長松、央敏兄、陳雷兄賜鑑平安！

　　感謝長松你這麼辛勞的主持了這個很有深度的網上討論；感謝央敏兄提供寶貴的己身經驗；特別感謝陳雷兄能容得下我對你不很適當的批評，甚至願意現身說法，都讓我深深的感動。

　　本來這是倉促寫成的論文，理論也未免太深奧了，光是題目就會嚇跑所有的人，幸好有你們的討論，才能使人稍稍了解裡面的一些平常的內容，真是感謝。

　　以前我常說「台語文學」其實是七十年代「鄉土文學」的延長拓深，乃是「本土文學」深化到「民族文學」的顯示。她通達到我族內在的生命裡頭，乃是我族的一種無所不在的氣息，是我族的悸動和悲喜，是一場台灣文學的無聲的革命。可惜很少人知道這個道理！幸好，有大家不懈的努力，台語文學能夠行過最困難的路段，終於一天好過一天，成就越來越可觀。

　　這段日子來，實際接觸到文學的理論界，感到台語文學已經足以經得起任何修辭學或社會學的分析，換句話說，她在美學上或科學上都可以讓人放言論述，當前閱讀台語文學已經逐漸擺脫「學習台語」「奇文觀賞」的這個初級階段了，我也實際上看到有更多人已經加入分析或論述的行列，感到非常振奮和高興。

　　多加油，不願束縛在他人天空之下的人們啊，像一群鷹，以自己的翅膀開創自己的天空，那個天空必然越來越大，而終於能讓我們和後代自由自在的翱翔了！ (2/10)

 

 

　　澤萊兄、長松兄並大家好。

澤萊兄，你太客氣啦。若非你這般深入的分析，怎會產生這麼鬧熱的討論。我很贊成你說的， 「台語文學是鄉土文學的延長拓深，是本土文學深化到民族文學的顯示」。不過，還有一點你沒談到，你和王禎和60-70年代的鄉土文學，是現在台語文學的先聲。

　　感謝長松兄用這麼大的精神負責這個座談會，沒料到效率這麼好，雖然這都是嚴肅的論題，不過我們大家心情放輕鬆些，講得對講得不對不要緊，聊天討論，互相學習，可惜正欠大杯好茶！

　　另外關於「切仔」這個角色，澤萊兄、長松兄已經講得很清楚，也可以說，明良和切仔，一個是故事的(外)形，一個是其影子。若從明良的角度來看，他的後面還有一個被殖民的大黑影切仔，若是反過來把切仔看作形(比方說，我們把這篇小說改名作「切仔」)，在她的後面也有一個黑影。

　　這個「投影」的構造不止一人對一人，也可以一個小說內面，分做2條平行的故事，同時進行，互相對應，就像〈thai5 狗〉( 台文通訊 146 期)裡，殺人和殺狗的事平行進展，哪一個是形，哪一個是影？(作者是在反省殺狗還是殺人？)隨讀者決定。

 

平安！(2/10, 編者譯)

 

 

【附錄】

 

 

　　五、八二三小說及對其族群的創傷治療

 

　　最後，我們要談到文學的創傷治療功效。我們認為這更是文本呈現多元並置的一個深層原因，這是新歷史學者所沒有注意到的一點，我認為可以提供給喜歡新歷史主義的人當參考。

 　　我們在前面曾強調了八二三文本的歧異性和虛構性和後設性，並告訴作家要節制自己的意識型帶，以免傷害到別人，受到別人的批駁；甚至我們大談作家的技藝，說你應該這樣而不可那樣。但是，我們並不認為認為這種敬告一定是有用的，因為自古以來，作家不會在意這些敬告，文學作品的產生從不考慮什麼歧異性或虛構性或後設性或技藝的高低。

 　　那麼，文學作品又是根據什麼原因而產生呢？

 　　我認為是根據「實用」的原則產生，換句話說，文學家永遠都走實用主義的路線，只要「有用」，文學作品就會被產生出來。

 　　在一般的文學概論裡頭，會列舉「為經世而文學」「為教化而文學」「為感人而文學」「為娛人而文學」「為娛己而文學」「為藝術而文學」……等等。可以說，我們很難找到沒有目的的文學。既然是有了某種目的，我們當然可以說「文學都是實用的」。

 　　因為小說是文學的一部份，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小說都是實用的。」

 　　尤其在林林種種實用的目的中，我認為有一種目的是我們不可忽略的。那就是小說的「治病功能」，這裡所我們說的「病」是專指心理方面的「創傷」而言。

 　　這是因為「小說」這種東西是「敘事」的一環，雖然不是用聲音來表達，但是用文字來表達也是一樣的。既然敘事，就可治病。

 　　敘事心理學指出：人類心理學在本質上具有一種敘事結構﹝narrative structure﹞。人類也會根據敘事結構來思考、知覺、想像、互動以及進行道德選擇。換句話說人類的內在有一種「敘事原則」。根據這個原則，我們的希望、夢想、恐懼、幻想、計畫、記憶、喜好、厭惡、習慣、用餐、結婚、受洗、喪禮，這些都會被敘事情節所吸收，被組構成個人故事。

 　　存在主義哲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經提到「憂懼」﹝Angst﹞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指人的一種強烈的焦慮或擔心。憂懼的經驗就樣一個人面對著懸崖而沒有支撐之處，是一種沒有依靠、沒有任何可以抓取之物來固定動作的暈眩感。嚴重的創傷經驗常常引發危機感，如親人死亡、離婚、末期病症、沮喪失落，通常會使任何事情不再具有意義。本來，我們對於事件的理解就是將事件、人物、計畫、目標、對象、價值和信念的潛在連結視為理所當然。可是當我們面對失落時，連結鏈中的某一個「元素」消失了，譬如說深愛的人死了，整個複雜的結構就像玻璃般的碎裂了，一切都破裂成「敘事的殘骸」。真實生活中的事件、經驗、行動頓時變成只是一個沒有意義的流程。在分離破散中，人也開始一天過一天，生活的目標就是「過完一天」。此時的心情是沮喪的、灰暗的。此種威脅甚至可以造成瘋顛。

 　　佛洛伊德在個案的病史中曾有一個潛在的假定，他認為心理健康的人對生活會有一種連慣性的敘事說法。因此，一些創傷的治療者就認為心理治療實務中具有一種「在故事進行中修補」的特徵。

 　　敘事心理學學者認為，佛洛伊德讓人相信連貫敘事有一種治療的力量，也就是在敘事中可以將兩個無關的事件之間的縫隙連接起來，使之顯出意義。

   　　因此，心理治療的工作主要是放在當事人的敘事陳述﹝narrative statement﹞。治療者會問病人說：「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原因使你到這兒來嗎？」或「說說你的童年吧！」通常，病患會缺乏統整力量，無法統整他所說的情節。因此，治療者的治療目標就放在為病患創造一個「比較完整的情節」。治療的工作乃是在於透過故事來「建構」一種意義。

   　　就上述這些心理治療學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將小說家視為一個心理的治療師。被他治療的對象不一，可以是和他有關的人，也可以是無關的人，但一定是他的讀者，最起碼他也可以治療他自己。

 　　換句話說，作家可以為他自己或和他相同經驗的人編排故事，幫他們敘事，從中建構意義，治癒他自己或他的讀者的病症。

   　　那麼，什麼讀者會和作家有共同經驗呢？當然是那種和作家屬於同一個社群的讀者。共同的國族；共同的性別；共同的世代；共同的職業團體；共同的癖好群……都是。當中包括了共同的族群。

   　　通常一個族群和一個作家的關係是十分深刻的。

   　　一種族群的心理會滲透到一個族群人們的語言、生活、風俗、習慣、信仰、藝術中，再影響一個文學作家的創作，這是很正常的。好比說，蕭夫洛夫小說《靜靜的頓河》的文學特質乃是哥薩克人強悍、自由精神的再現；陶淵明和蘇東坡的詩詞恰恰是漢人追求逍遙放曠自然精神的體現。

   　　文學家的作品所揭露的世界不只是他個人的精神世界，而往往是族群共同感受。一個良好的作家在選擇題材時，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為了要使作品普遍化、大眾化，他不可能隨便就寫，而會選擇大家共同的經驗來寫，因此，作家往往成了大眾的代言人，換句話說，作家往往都變成了「民族的作家」，佛洛伊德曾說：「作家能使我們﹝註：指一般大眾﹞享受自己的白日夢。」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當一個作家的意識裡出現了他族群的「形象」，再據以創作，就等於是協助族群建構一個故事和一種意義。如果這個族群曾受到很大的傷害時，無法統整破碎的情節時，作家的小說就等於是為他的族群整編故事，建構意義，協助其族群恢復正常。 

 　　回想戰後，外省人將近百萬由大陸逃難到台灣，其逃難規模之鉅大，除了聖經所記載的希伯來人出埃及一事以外，在人類史上很少見。這麼巨大的遷徙流離，所帶來的巨大的創傷，實非筆墨所能形容。這些挫傷包括了近代受西方人的侵略、日本人發動的侵華戰爭、國共的內戰、大陸失守避居海島的種種事實，外省人對於他們的破碎的烽火命運與殘酷的逃難經驗必然有難言之苦。

 　　就在這時，諸如朱西寧先生這種深具族群意識的小說家就會為他的族群整編故事。他的故事當然是直接訴諸於他的族群，為其族群治病。

 　　因此，我們就看到《八二三注》充滿了對美國人那種欲拒還迎的矛盾心理、看到拚命講述外省流亡官兵事蹟的個人史、看到毫不避諱的歌頌了他們的族群英雄蔣中正的情節、看到將外省官兵描寫成勇猛善戰的人類；最重要的，由於撤台，生活在臺灣人之間，一種不安全感使其故事必須強調台灣人受外省人保護的「幻覺」，終於將台灣充員兵描寫成專門出事的孬種。

　　當中，我們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八二三注》裡對其英雄的塑造。這是因為被打敗的族群，除非一直塑造自己勝利，並使自己繼續活在勝利的幻想中，就不能治好自己的悔恨和恥辱。同時，將自己視為英雄，也有助於顯現自己「受苦」的意義，這個受苦的意義就是拯救所有被奴役的人，包括所謂被日本人奴役過的台灣人。不只是朱西寧先生這本反共小說，整個外省的反共文學都是如此，我曾經論述過外省文學共目前經過傳奇>類似田園>悲劇>諷刺這四個階段，凡是反共文學都成了治療敗北的良方，它的治療方式是堅持自己的勝利或終將獲勝，以之來抗衡敗北的事實，其態度是非理性的，我曾經如此論述過反共文學的傳奇性：

　　 「我認為從1949─1960年這10年間，外省族群的文學主流是傳奇﹝羅曼斯﹞文學，反共文學就是這種文學。我們只要看看《疤勳章》《紅河三部曲》以及無數的反共‧戰鬥詩就會發現這個特點。國民黨員成了英雄人物，可以以一當百、血戰千里，最後克敵制勝、完成使命。尤其是蔣中正成了英雄中的英雄，不但是族群的救星、中國的救星也是人類的救星；他天縱英明，伸出他的手，正在拯救人類於倒懸。所有的這些反共文學顯示了英雄的誕生、甦醒、復活、創造等﹝因為這四者形成一循環﹞以及擊敗黑暗、冬天和死亡這些能力。黑暗的共產黨勢力也許可以得意於一時，但最後在英雄的擊打下終歸粉碎。這時，即使英雄戰敗死亡，也還是一個永不屈服的英雄；至於英雄的失敗也只是暫時的失敗，他將復活、復甦、復原，再掀復仇血戰，將黑暗敵人一舉掃滅。」

 　　這種偉大的傳奇性的確是可以治癒外省人的嚴重創傷的。

   　　總之，八二三砲戰成為一個舞台，朱西寧先生根本不管他所寫的是否事實，他旨在重整外省人碎玻璃般的經驗，企圖統整敗戰連連的族群經驗，賦予新的意義，治好族群的心理症，贏回族群的尊嚴。他的小說對其族群的心理治療是成功的，一出版不久就印行了八版，由此可知外省人是多麼渴慕被治癒。朱西寧先生才不管本省人被他侮辱時可能會產生的叫罵！

 　　陳雷醫師也一樣。他為本省人治病。溯自日治時期以來，台灣就是殖民地。

 　　殖民者的高壓政策讓台灣人吃盡苦頭，經濟資源的掠奪暫時不說，就殺戮一項，足夠讓人神共憤。台灣民主國的抗日，死亡在兩萬人以上；游擊隊的抗日，死亡在一萬人左右；余清芳事件，死亡數千人；二二八事件，死傷達到兩萬人以上。殘暴的統治，使殖民地人民的日常經驗通通跌落成玻璃碎片，歷史成為一個瓦礫堆。戰後，台灣的歷史反省小說﹝包括幾部大河小說﹞企圖為台灣人建構往事，發現意義，企圖治好殖民地的創傷。小說家的任務是很重的。

 　　陳雷醫師也是很善於醫治殖民地創傷的小說家之一。八二三砲戰一樣提供給他治病的舞台。表面上他寫八二三，其實是在寫殖民地遭到殺戮、統治的所有創傷，他在他的小說中甚至構築了一個台灣人的烏托邦，讓我們有了一個理想。他也不會理會他所寫的八二三是否太誇大。

 　　再說一次吧，我們認為，小說是因應於實際用途而產生的，只要有用，它就會不斷被生產出來，而且許多小說看來都是十分「偏激」，但是你沒有辦法阻擋這些偏激小說一篇接一篇地產生，因為除非偏激它就不可能實用。我們只能尊重這些小說，並且採用平等並觀的心胸來接納這些小說！

 

【編注】宋澤萊先生就台語文學史略之相關看法，另已提名為〈撰寫台語小說史可能面臨的問題〉（http://www.ethnos.nccu.edu.tw/0601PDF/4.pdf）發表於2007年6月1日由政大民族所等單位所舉辦之「文學的民族學思考與文學史的建構」研討會，敬請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