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19, 2009
《復活》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繼《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之後的第三部長篇小說，也是他本人晚年的重要著作。
《復活》的寫作客觀環境是十九世紀末俄國大革命的前夕，當時托爾斯泰的世界觀已發生激變，他徹底否定了沙皇制度，並對貴族土地私有、靠奴役無產階級耕作來享受生活，以及宗教教義遭受曲解等社會現象，有著深刻的批評。
《復活》講的是俄國貴族聶赫留朵夫在年輕時誘姦了姑媽家的養女卡秋莎，事後給了她一筆錢想消災了事，然而卡秋莎卻因為未婚懷孕被趕出家門，加上被情人拋棄的打擊，從此墮入風塵，淪為一個拜金拜物的妓女。輾轉數年之後，卡秋莎因為涉及一宗謀殺案，被補入獄；法院開庭之日，聶赫留朵夫竟是該案的陪審員！由於審案不當，卡秋莎被判刑到西伯利亞服苦役，聶赫留朵夫則體悟到是因為自己當年的過錯，方造成卡秋莎如今的苦處，於是決心為她奔走上訴。在曲折的過程中，聶赫留朵夫除了覺醒自己過去種種的不是，更發現社會上許多不當的制度問題。
托爾斯泰在人物的塑造和人情節關係的描繪上，刻畫相當熟練，並且將腐敗的官僚體系與人性的黑暗面，形容得極為寫實。讀來更不難發現，自19世紀末的俄國，乃至於21世紀初的台灣今天，社會上弊病叢生的問題依舊入時，依舊值得省思。拿故事一開始的審判來說，整個審訊過程確實是場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鬧劇：庭長急著開完庭，因為他已經約好了下午到情婦那裡幽會；法官一早和老婆吵架，妻子揚言不再作飯給他吃，令他為自己五臟廟憂心忡忡；副檢察官能言善道，長篇大論卻將一堆學理引喻失當，只因為資歷淺想出風頭；陪審團更差，全憑個人喜好判定，並且淪於少數服從多數的迷思；加上討論時間過久，每人都疲於爭辯，竟草草了事，以致於誤判。
在卡秋莎的部分，起訴的罪名是與他人圖謀一個財大氣粗求歡客的財產，進而預謀毒死死者；但事實上，死者是自願將手上的戒指送給卡秋莎，下毒的部分則是卡秋莎在不知情下被兩個同夥騙死者將毒藥喝下。而陪審員們到最後都同意她並未蓄意劫財，卻忘了否定她蓄意殺人，因此卡秋莎等於是無緣無故毒死了一個人！這樣荒唐的漏洞在交付法官之後就被一眼視穿，但由於每個人都各有私心考量，竟就草草結案了，當聶赫留朵夫察覺的時候，審判已定，為時已晚。在聶赫留朵夫日後為卡秋莎奔走的過程中，發現這樣子的誤判其實只是冰山一角，無權無勢無聲音的老百姓，命運往往就是操控在這樣幾個不負責任、沒有良心的官員手上，加上知識水準不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冤枉的。這樣的情形，哪怕是今天的台灣，翻開報紙、打開電視，依舊處處可見。
我想起在五月份我們系上實習媒體「暗房」在招考新生的時候，當時近似於「陪審員」角色的我們評審本身，也曾發生過類似的事件。個人的喜好厭惡造成判斷上爭執的盲點，好不容易回歸於分數的累積高低，又出現看好的人意外落馬的情形；然而要再去深究，其實印象早已模糊，誰長什麼樣子、拍過什麼照片，一問三不知；討論了兩三個小時又餓又累，差點也草草定生死。好在後來提議重新決定，兩日過後再平心而論，誰的看法都有偏頗，最後於是決議，全數考生都收。只是，全收就代表一個公平的評判嗎？只怕造成的後果卻是一樣的，兩條路不管選哪條，日後都有後悔的時候。
在一個多數決的大氣候裡，不免會回歸到一個老問題－「量決定質」。這裡的大多數只是校園牆角裡的少數罷了，你的大多數能代表大多數的大多數嗎？大多數能保證得了質的水準嗎？如果大多數的質很差，大多數選出來的人，質好得到哪裡去呢？凡有考試，一經「面試」就客觀不起來了，而所謂的印象分數，恐怕「印象」最不可靠。
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男主角經常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在《安娜卡列妮娜》裡為土地制度思索不已的列文，和《復活》裡不斷檢視著社會階層地位不平等的聶赫留朵夫，都是托爾斯泰藉以宣揚自己理念所塑造出的代表。在聶赫留朵夫認出卡秋莎並誤判其罪行之後，他決定以贖罪的心態為卡秋莎奔走，爭取上訴的機會，甚至願意娶他為妻；然而當聶赫留朵夫第一次到監牢中探望卡秋莎並自動與其相認後，卻發現卡秋莎早已今非昔比。在他眼前的是一個不以勾引男人為恥的妓女，不再是過去印象中那天真單純的少女了，托爾斯泰藉著聶赫留朵夫之口，寫下了一段極為發人深省的話：
「通常人們總以為小偷、兇手、間諜、妓女會承認自己的職業卑賤，會感到羞恥。其實正好相反，凡是由命運安排或者自己造了孽而墮落的人，不論他們的地位多麼卑賤，他們對人生往往抱著這樣的觀點，彷彿他們的地位是正當的、高尚的。為了保持這樣的觀點，他們總是本能地依附那些肯定他們對人生和所處地位的看法的人。但要是小偷誇耀他們的伎倆，妓女誇耀她們的淫蕩，兇手誇耀他們的殘忍，我們就會感到驚奇。我們之所以會感到驚奇，無非是因為這些人的生活圈子狹小和生活習氣特殊，而我們卻是局外人。不過，要是富翁誇耀他們的財富，也就是他們的巧取豪奪，軍士長官誇耀他們的勝利，也就是他們的血腥屠殺，統治者誇耀他們的威力，也就是他們的強暴殘忍，其實還不都是同一回事？我們卻看不出這些人歪曲了生活概念，看不出他們為了替自己的地位辯護而顛倒善惡，這無非因為他們的圈子比較大，人數比較多，而且我們自己也是這個圈子裡的人。」（遠流版《復活》，草嬰譯）
在這段有著濃厚心理學味道的文字裡，至少有兩個值得思考和討論的問題，首先就是「團體認同」。在加入一個團體之前或是最初，經常能以局外人的眼光觀察其優劣，但是久而久之當自己全然融入該環境之後，卻會產生「當局者迷」的盲點，因為已經被團體「內化」，並且有著歸屬感和榮譽心。然而，該團體的缺點卻沒有消失，尤其甚者當時批評的人反倒成了擁護者，或是推動人，這樣的情形，大到國家政治，小到學校實習媒體，都一再地發生。古語有云：「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或許就是如此。
儘管我一再認為「換了位子換了腦袋」是無可厚非又是應該的事，立場不同，觀感自然也不一樣，可是一些大是大非的事情，仍然需要心有定見。過去長輩訓勉小孩「知過必改」，知錯不改就是該死；然而在一個團體之中，只能說知錯不改也比根本不知有錯來得好吧，批評別人誰都會，真正卓越有見地的，是能反省自己、批評自己的人。
其次，在托爾斯泰這段文字中，不難發現字裡行間的玄機：他以小偷、妓女、兇手這些人之常情裡頭認為卑下、可恥的身份行業，作為社會上公認的「惡」，又以富翁、軍官、統治者這些受人尊敬、景仰的地位，作為社會公認的「善」。表面上，托爾斯泰將善、惡「對比」，事實上卻是有意將兩者「類比」，富翁等於小偷，他們都是竊取別人的錢財；軍官等於妓女，接客和殺敵都只是他們的工作，根本不必在乎對方是誰；統治者等於兇手，因為都是少數人以個人意志決定了多數人是生是死的命運。
因此，善與惡只是角度的視差，富翁之所以高級，是因為他偷錢的伎倆手段較高；軍士之所以高級，是因為他做的事師出有名；統治者之所以高高在上，是因為他透過看似公正公平的管道（法律）殺人。有權、有錢、有勢的人集合起來，就成了大多數，他們決定了誰是高尚和誰是低賤，所以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便隨著他們自身利益的維護而扭曲、定型；然而到底小偷、妓女、兇手影響的層面廣大呢，還是富翁、軍士、統治者影響得廣大？一個社會之所以出現小偷、妓女和兇手，難道不就是隨富翁、軍人和統治者應運而生的嗎？
《復活》給了我們很好的省思機會。
（二○○二年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