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青年文化論述讀書會

（ 應 《台灣教會公報》 的「年輕人對二二八的想法」專題之邀而寫的文章）

二二八，談論的勇氣（penof）

【Ararat】與【二二八】的問題討論：(By Deeppeace, Bichhin )

一、   在「A級控訴」電影裡面，關於討論亞美尼亞集體屠殺事件，是透過戲內戲外、上下世代的雙線在進行敘述，你覺得「A級控訴」敘述出怎樣的「亞美尼亞集體屠殺事件」？又，男主角最後說他：「當我聽到打開盒子的聲音，就知道父親的靈魂，因為我堅持的相信！」你覺得導演想說的是？

二、   二二八，小說家以故事交錯，詩人以意象短句，史學家以史料紀錄，官人以刻文立碑，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社會浩浩蕩蕩，資本媒介排山倒海侵向我們的生活周遭，您覺得受難家屬的親身經驗提供了我們什麼？為何你這樣覺得？

三、   台灣人對於自身土地歷史的失憶症與失語症是戰後黨國時期在社會控制與思想教育下的現象，除此之外，台灣人對於歷史記憶也患有健忘症，您覺得為什麼會有這種「政治無意識」或者「歷史無意識」的健忘徵狀？除了健忘症之外，還有哪些是你認為現象是台灣人「無意識」[1]表現？

四、   如果說個人的記憶有賴於符號的話，群體的記憶就更有賴於符號了，而且集體記憶是集體認同的前提。然而有些符號所記載的可能是一個群體的無恥與暴行，這樣的符號也應該保留，它們可以強迫一個群體自省、自強，如德國的納粹紀念館，這樣的行為可以視為建構集體記憶的一種「逆向操作」，但是回到二二八事件，你是如何看待二二八的被提起？如果要站上小學講台談二二八事件，你會怎樣告訴小朋友？

五、   一般來講「集體記憶」是指最早由法國社會學家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所提出的概念。簡而言之，霍布瓦克認為，人之所以能記事並進行回憶是因為個人的記憶是被定位於所屬社會對記憶的集體架構。而這種記憶的集體架構（或稱集體記憶）所建構的記憶往往依靠社會有關記憶對象的主導思想。社會的主導思想又有可能受到統治集團的支配。例如，影片中飾演土耳其軍官與男主角的對話，可以看出土耳其政府對「屠殺」亞美尼亞人的事實始終不肯承認，因而透過教育與媒體灌輸土耳其人許多土耳其在國家與民族身份位置的正當性、合法性和優越性。面對那麼對要「建構」台灣人的集體記憶，我們如何由下往上以「非官方」行動進行實踐？我們能倚靠什麼？試著說說您的看法！

六、   「歷史」與「記憶」的區別在於，歷史是被建構的，而記憶是經驗上與訊息傳授所留下的痕跡與記錄，在建構歷史的過程裡記憶成為了龐大的工程資料庫，是被動的史料供給者，凡舉民族敘事、性別敘事、生態敘事、文化敘事等等敘事體都需要零碎的記憶，而零碎的記憶也透過種種敘事進一步串聯成為不同的集體記憶。古今台外，往往歷史敘事權都被威權體制或者官方意識所掌控，如今，當台灣本土論述正處於興起與發展之時，不管是本土派還是非本土派（統派、文化中國派、離散身分派等），常看到聽到許多論者以「挑戰大敘述」為企圖，對台灣本土論述提出許多批評，問題是，對於一個在民族、性別、生態、文化等等敘事體仍處於動盪的、浮動的甚至未被看見的發展狀態時，真的有「大敘述」的存在嗎？如果有，你覺得我們需要他嗎？為什麼？如果需要，我們需要怎樣的「大」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