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台灣原住民後裔至靖國神社欲將父祖輩名字除名一事，原來不擬再述，主要的原因是台灣本土主義者以高漲的台灣意識形態(特別是福佬主義)作為對詰的基礎，這種二分手法徒然令歷史的面目迷亂而失據，意識形態的討論只會讓各路人馬親痛仇快，無助釐清事件的始末及其真相。
今天看到〝日裔學者談「高砂義勇隊」〞的報導，以一個日本人、歷史學者與長期研究台灣原住民族政治社會史的身分，這樣的發言應該是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價值。這也讓我追憶著十二年前赴山東威海衛發表有關環境文學論文時，中國官方特別安排與會人員參觀新建的「甲午戰爭紀念館」「海戰館」，參觀完了之後一位上海作家問感想如何，我說：「心痛！」上海作家聽了之後又問：「是不是因為後來台灣割讓給日本所以心痛？」我誠實的回答他：「不是。是因為你們北洋海軍在這場戰役戰敗了，結果日本人來到台灣，和我的祖先打了大大小小一百五十場以上的戰爭！」
十二年後的今天，我依然堅持要向日本爭回我們民族失去的、被剝奪的公義；也依然堅定對抗中國種族主義的弱肉強食。
以下是訪談的報導。
通訊/ 日裔學者談「高砂義勇隊」
2005-6-24/劉舒 凌 路梅 中新社台北二十四日電
【大公網訊】一個炎炎夏日下午﹐位處台北市東南郊的台灣政治大學校園﹐記者在半山腰上季陶樓日語系辦公室中見到藤井志津枝教授─一位人稱「溫柔賢淑且很調皮的史學家」時﹐她正字斟句酌地與助手計較一處日語文獻的中文表述。
帶上數件原始資料﹐傅琪貽（藤井老師正努力推廣的中文名）在校園里爽快地接受了採訪。
對於十幾天前和高金素梅及六十多位原住民前往日本﹐傅琪貽強調自己是「協助」而非「參與」﹐因為原住民並不懂日語﹔最重要的─她是熟悉「高砂義勇隊」故事的少數人之一﹐而且希望見證歷史。
「高砂義勇隊」是怎麼一回事﹐多數台灣人頭腦中也是一片空白。一九四二年日本開始在太平洋戰爭中遭遇失利時﹐日本殖民者將經過「洗腦」教育的台灣原住民的後代組織起來﹐投入到南太平洋上新几內亞等島嶼。傅琪貽這麼表述﹕一九四二到四三年間﹐少則六千﹑多則上萬的原住民青年分七到八批進入嚴酷的熱帶叢林﹐分散地參與軍事或非軍事行動﹐並掩護十六萬日軍主力撤退。許多青年就此戰死在南太平洋。
起初﹐他們被日本人稱為「高砂挺身隊」﹐接受短暫軍事訓練（第一批受訓兩周）後投入巴丹半島爭奪等戰鬥﹐以及開鑿道路﹑輸送物資﹐後因表現優異改稱「高砂義勇隊」。
傅琪貽說﹐原住民忠誠善戰﹐原本所期待的是以戰爭中的表現改變當時在台灣低人一等的社會地位﹐但戰爭失敗了﹐他們完全遭遺棄。因此﹐她在田野調查中聽到﹐從「義勇隊」生還的老人多少年後仍憤恨難平﹕「日本政府為什麼不道歉﹐太沒出息了。」
一九六0年十月﹐靖國神社未徵得台灣「義勇隊」遺族同意﹐將戰死者名字列入神社「合祀」﹐十七年後才發函告知。傅琪貽說﹐其實當年夏天﹐就有少數家屬前往日本要求「除名」﹐結果生氣而回。
她誠懇﹑細心措辭地解釋﹐在原住民的信仰中──「流落在異鄉的靈魂﹐不把他帶回安頓下來﹐一家人的心就會不安寧﹐對族人的未來也不利﹐無法興盛。」「這是精神層面的﹐不是做秀」。
何況從牡丹社事件開始﹐到所謂「理蕃」﹑霧社事件﹐屢屢殺害台灣原住民的日本加害者也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加害者與被害者怎麼可以放在一起﹖」
去靖國神社「迎祖靈」﹐傅琪貽說﹐各部落原住民代表想做的很單純─穿上民族服裝﹑以各族語言﹐用各自祭拜方式﹐和里頭的祖先打聲招呼﹐安慰這些靈魂﹐表達子孫對他們的懷念﹔除名畢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台灣原住民代表被日本右翼擋在神社一公里外﹐以致他們的簡單願望也實現不了。
不過所做一切沒白費﹐傅琪貽在那幾天里發現﹐日本國民因為這個事件﹐頭一次瞭解到供奉在靖國神社的兩百多萬靈位並不都是日本人﹐有的還是未經家屬同意就被放進神社的外國人﹐產生疑問「怎麼會這樣」。
因為採訪的關係﹐記者讀到名為Amuy的一位泰雅族人在迎「祖靈」事件期間寫下的一段文字﹕「或許Ciwas（高金素梅）委員與部落老人在日本還會繼續受到台灣自家人的撻伐與政府的冷眼旁觀﹐但我會在部落里默默祈禱他們能順利除去祖先之名﹑平安回到部落。」
「假如日與夜可以並存﹐假如水與火可以相容﹐或許也可以將祖先的名字刻在侵略者的日本靖國神社中」。「原住民的祖先不是日本人﹐更不要受到異族信仰與文化的囚禁」。傅琪貽也說﹐要求「除名」﹐不因一次失敗而告終。
傅琪貽﹐二十五歲時來台北﹐偶遇台灣原住民青年﹐驚訝於現實中還有人完全不能與社會相融﹐對此難以忘懷。她投入研究台灣原住民二十多年並嫁給了台灣人﹐「因為學術良心」對日本佔領台灣時期施行的政策做了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