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汪平雲

(發表於自由時報)

總統豁免權聲請解釋一案，是台灣憲法史上，以「總統」名義聲請大法官解釋的首例，一方面表示總統作為憲法機關之意義，同時表示總統對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的尊重，「總統在憲法之下」，憲政意義十分深遠。
回想一九五七年老蔣時代，為解決「中國」究竟應以立法院、監察院還是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世界國會聯合會」這一個「非憲法問題」、「非台灣問題」，老蔣「諭知」應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便將總統的諭示「函請查照惠予解釋見復」，把大法官當作總統的下屬，大法官也「遵諭」作成釋字第七十六號解釋。如今陳總統為健全憲政體制，甘冒政治攻擊，向大法官聲請解釋，是尊重憲政，卻反而被抹黑為「回到帝制」，怎不令人感嘆？

撇開「台灣帝制」等無聊的攻擊不談，本次總統釋憲案，對於我國釋憲制度，在法理上確實有值得深思的問題。由於我國大法官釋憲採抽象解釋，不審理訴訟個案，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所不同。如果國務機要費發生在美國，最高法院可以發出「移審令」（Writ of Certiorari），將全案移到最高法院來審理。然而在台灣，國務機要費案仍然繫屬於台北地方法院，大法官不能直接審理該案，因此就會出現大法官解釋和法院審判程序併存的現象。

有些人認為大法官如果以「暫時處分」，停止台北地院的訴訟程序，是介入個案審判，與大法官抽象解釋的制度不符，筆者認為此種看法嚴重錯誤。其實大法官在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所承認的「暫時處分」，其性質上一定涉及到進行中的程序或個案，否則大法官如何可能衡酌所謂「發生不可回復之損害」、「對損害之防止具事實上急迫重要性」等暫時處分的要件？

例如目前大法官作成暫時處分唯一的例子，是關於戶籍法申請身分證須按捺指紋，表面上暫時處分之對象似乎是抽象之法律，但實際上是內政部即將進行之行政措施。沒有具體正在發生或進行的個案，怎麼有所謂「急迫重要性」可言？

因此，大法官如果以暫時處分停止台北地院正在進行的訴訟程序，合於暫時處分的旨意，和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法官自行停止訴訟程序聲請釋憲後，再繼續審理的精神亦相符合。由大法官釐清憲法上總統豁免權及國家機密特權之範圍後，再由普通法院依大法官解釋內容續行程序，才能使我國釋憲與審判制度都運作順暢。否則，當台北地方法院訴訟程序繼續進行，大法官也受理本案聲請作成解釋，倘若兩者對憲法的理解有衝突時，不僅必須以上訴或再審加以挽救，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更容易使國民對憲法的認知產生混亂，就此一高度政治性之案件而言，甚至再度重擊司法形象，不可不慎。

（作者為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