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伊斯頓(David Easton)的「政治體系理論」(political system theory)，政府部門承受來自四面八方的要求和支持，最後必須做出適當的決策(decision)和行動(action)。至於決策過程則涉及四個步驟：政策規劃、制定、執行和評估，民主國家的決策程序講求公開化和透明化，並接受民意機構的監督。

　　公共政策研究有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與理性主義(rationalism)等兩種模式。前者嘗試描述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究竟如何運作，以及這樣的過程有何好處與壞處。後者則解釋漸進主義的過程，如何能產生與提供各式建議，以達成其預定的目標。因此，漸進主義者與理性主義者，可說是同一個連續體的兩端，他們所關切的焦點都是決策制定中鮮為人知的黑箱。「漸進主義」，則是指只有一小部份的政策選擇方案，會被用來提供給決策者參用，而每一個選擇方案，僅是對現狀做極為細微的改變。至於賽蒙的「有限理性」模型決策過程只是「最低限度的理性」而已。這也說明了幾乎所有組織內的決策只是「令人滿意的」決策。也就是說，決策並不會達到極大化的程度，它們只是令人滿意(satisfy)與足夠(suffice)，或者(合起來講)是滿足(satisfice)而已。另外，學者研究發現：人們在做決策時，會帶有偏好保護現狀以防止損失，而不是偏向於推動改革以獲得利益的選項，因此決策者對穩定的偏好高於變革。

　　國家是合法享有強制力專用權的機制，而軍隊和警察則是國家對內維持和平，對外抵抗外侮的利器，但有時卻淪為鎮壓反對派人士的工具。美國知名的保守派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gtington)在其《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書中，曾指出：「開發中國家為了政治的穩定，實行威權統治是可以被容許的。」

　　軍人其實是政治生活中相當活躍的一份子，開發中國家軍人經常藉由武力奪取政治權力，或以軍隊迫使文人政權的移轉。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八二年之間，非洲地區就發生了二十五次的軍事政變，拉丁美洲有十五次，遠東地區有二十次，中東地區也出現了十四次(包含土耳其)；儘管在最近幾波的民主化浪潮中，軍人接掌政權的比例已經降低，但在許多區域這樣的現象仍是屢見不鮮，軍人在一些國家中仍扮演積極的角色。

　　自一九八○年代初期開始，便出現抨擊公部門規模與能力的聲浪。人民總是懼怕政府(特別是政府的官僚體制)侵犯私人領域的生活，但令人矛盾的是，人民卻要求政府提供愈來愈多的服務。隨著雷根於一九八○年、柴契爾於一九七九年大選獲勝，美國和英國公部門改革便開始著手進行。在世紀交替之際，各國皆在推動行政革新，尤其西方民主國家正在進行一項「政府再造」的運動，以效率、服務和參與為號召，期待人民能重拾對政府的信心，並使行政官僚機構更能回應公民的需求，以及順應社會潮流。

　　各國在推動「政府再造」的運動中，紛紛引進企業界的競爭和效率觀念，企圖將政府打造成「企業型政府」，使之具有競爭性，並加強對民眾服務的績效，將一些生產力較差的國營企業改由民間來經營，如此一來，不但可以降低政府的財政壓力，亦可以使該單位發揮效率。一九八○年代以來，學界有一股「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研究的熱潮，「新公共管理」理論帶來政府嶄新的亂象，為政府注入新的活力。其要素有：(1)在公部門之中放手給專業管理；(2)要求明確的績效標準；(3)更加重視產出管制；(4)轉變為公部門單位的解體；(5)在公部門之中轉變為更大的競爭性；(6)重視私部門型態的管理行為；(7)在資源運用方面，強調更大的克制性與節約。

　　民主國家的政府體制大抵分為總統制、內閣制和混合制三種。總統制是以權力分立為原則，強調制衡、個人行政；內閣制是以權力融合為核心，基於同意信任原則、負責精神和副署制度建立起內閣與國會的互動關係。

　　修憲後，我國總統改由直接民選、行政院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又規定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退回覆議制度，副署制度範圍縮小，都使我國有朝向總統制的跡象。但是，現行憲法仍規定有「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增修條文又增列不信任投票案和倒閣權，依舊有濃厚內閣制色彩。因此，有人稱此設計乃仿效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其特徵是：
(1)有個民選產生且具部分實權(尤其是外交和國防事務)的總統；
(2)又有個向議會負責的行政內閣，儘管內閣總理由國家元首來任命，但仍須由國會多數黨領袖來擔任。
因此，日後可能產生總統所屬政黨與國會多數黨不一致的情形，由於臺灣政黨統獨立場旗幟鮮明，此時將產生「統獨共治」(類似法國一九八六年和一九九五年的「左右共治」)，例如，假設總統由傾向主張獨立的民進黨來掌握，而立法院仍由傾向統一的親民黨來控制，則形成「統獨共治」有趣景象。

　　國會制度基本上可分為一院制和兩院制，另外，尚有挪威和冰島的「混合制」(先選出一個「議會整體」，選後再一分為二；挪威從這個議會整體中挑出四分之一組成上院，其餘人則構成下院)。一般而言，大國(指人口數一千萬以上)、異質性社會結構以及採行聯邦制的國家較可能採行兩院制。根據統計，全世界二十四個聯邦制國家中，有十九個採行兩院制(占百分之七十九)；相對地，一百六十八個單一制國家，僅有十四個國家實施兩院制(少於百分之十)，整體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主國家從兩院制改為一院制國家有增多的趨勢。一院制的優點是立法較有效率，但缺點是思慮流於草率。兩院制的優點是思慮較周延且較反映人口中少數派團體的利益，但立法較無效率。

　　我國議會制度到底是屬於何種類型？早期大法官釋字第七十六號解釋文指出：「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國會」。第二次修憲後，監察院已蛻變為「準司法機關」，釋字第三百二十五號解釋文指出：「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監察院已非中央民意機關，且只保有彈劾、糾舉、糾正權及為行使此等職權之調查權。」至於國民大會，由於二○○○年所進行的第六次修憲，將國民大會從常設型機關改為任務型機關，在二○○五年的第七次修憲則正式把國民大會廢除。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立法院由民選之立法委員所組成，其職權與民主國家國會類同，其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歷經數次修憲後，立法院已成為我國唯一最具國會內涵的機構。

　　「憲法乃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人民權利之保障書」。因此，現代民主國家的憲法必須觸及人民權利以及政府組織和職權的規定。一七八九年開始實施的美國聯邦憲法只有七個條文，且僅觸及聯邦政府(總統、國會、最高法院)、州政府的組成和職權以及聯邦與州的互動關係，有關人權的規定付諸闕如，由於受到來自小州的壓力，一七九一年隨即增訂有關人權保障的十個條文，即所謂的「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發表於一七九八年的法國《人權宣言》曾揭櫫：「凡無人權保障以及分權制度尚未確立的社會，形同沒有憲法。」

　　古典自由主義提倡「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觀念，強調對政府進行限制，以給予公民最大程度的自由。洛克、孟德斯鳩等人皆主張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孟氏更加重申用權力來牽制權力的必要性。兩大思想家所提的「分權理論」目的都是在降低政府為惡進而侵犯人權的可能性。三權分立的學說，日後構成總統制國家重要學理上的依據。

　　根據阿蒙(Gabriel A. Almond)的說法，利益團體在過程功能(process function)中，扮演利益連結(interest articulation)和利益匯集(interest aggregation)的角色，亦即能提出政治要求，並將這些要求轉換成重大的政策選項，以影響政府的決策取向。利益團體的會員人數多寡、經費規模、內部團結度、社經地位、接近決策的管道、動員能力…等，皆是決定利益團體影響力大小的因素。

　　利益團體與政黨皆是基於共同利益或理念所結合的團體，但兩者仍存在若干差異，並反映在以下面向：(1)就性質而言：利益團體可能兼具社會和政治屬性，而政黨全然是政治屬性。(2)就活動而言：利益團體透過遊說和捐助競選經費等方式來發揮影響力，而政黨則是主動推派候選人參與選舉；(3)就目的而言：利益團體僅想影響政策而已，並非在奪取政權，而政黨是在爭取決策權和人事任命權，亦即目標在於執政。

　　我國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另外，人民團體法則有組織各類團體的相關規定，除此之外，有關規範利益團體活動的「陽光法案」，包括了政治獻金法、遊說法…等尚付諸闕如。現代民主政治不能禁止人民透過組織化途徑來影響政策，重點是在如何循循善誘利益團體的遊說活動，使之不致於陷入非法關說的窠臼，一切活動應該攤在陽光下進行，各團體以公平且透明化的方式相互競爭。

　　「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箴言。根據蘭尼(Austin Ranny)對政黨所做的定義：「政黨乃是一群具有共同目標、理念或利益而結合成的組織化團體，透過競選活動以爭取執政和人事控制權。」贏得選舉的政黨出面組織政府，而敗選的政黨則在野監督，以防止權力的腐化。政黨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贏得選舉，以掌握人事的任命和政策的決定權。不過，在西方世界中，亦存在著目的不在掌握政權的小黨，它為宣揚理念而樂於推派候選人參加選舉。

　　判斷政黨制度的準繩，通常以主要政黨數目的多寡來計算，依據薩托利(G. Sartori)的看法，政黨具備下列要件就須列入計算：(1)聯合內閣潛力，即在聯合內閣領域上，具「執政相關性」的政黨；(2)政治勒索潛力，即在反對陣營領域上，具「競爭相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