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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能否寫出好的史書一向是見仁見智，不過我是服膺大陸上某位老兄對某本書的評語：中國最好看的史書往往都不是史學家寫出來的。──而且，喵的，還往往都是記者寫的。內容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是，它好看，好看的書自然很多人看，然後，然後我們這些專門史學從業者未戰就先垮了啦。
在眾多寫歷史書的記者裡，考李留斯‧雷恩(Cornelius Ryan, 1920-1974)無疑是箇中典範──不過他倒是特地自我定性曰：「這不是一部軍事史，而是一部人的故事」。"雷恩三書"，也就是他一生最後的三部代表作：最長的一日(The Longest Day, 1959)、最後一役(The Last Battle, 1966)及奪橋遺恨(A Bridge Too Far, 1974)，除了《最後一役》「僅以」三年時間訪問了近七百人之外，其他兩部都是訪問上千人，費時七或十年不等方能脫稿──就為了寫「登陸日」那24小時或市場花園作戰那九天。
我第一本接觸的雷恩作品是《奪橋遺恨》，那是我國小中年級吧，麥田還沒跳進軍事書籍這個殺人屋的年代，所以我老爹買的是爾雅的版本，混在書架上同為爾雅出版的書裡還真是很難看出它是寫的戰爭故事。那時我怎麼會想到抽這本出來看的？大概是書名有股莫名其妙的殺氣(還好爾雅版照著後來原著改編電影的中文片名改了書名，原本黃文範所譯的中文書名是「遠橋」，好有詩意啊)，也或許是因為那時已經知道，黃文範譯的東西必有文章(我猜，我們這一輩，乃至上下各一兩輩的台灣戰史迷，很多都是看黃文範、鈕先鍾這幾位的中譯書入門的)。這一看就入迷了，小朋友喜歡看故事嘛，況乎一整本人們在戰爭中所作所為的非凡故事。一直到我高中時泡省圖(現在的國中圖)，看到館中一些講市場花園作戰的書時心中還犯嘀咕，人家雷恩已經寫了決定版了，你們還多費力氣幹嘛呢？
很久很久以後才知道，雷恩的寫法不過是歷史的呈現角度之一而已。
既為「人的故事」，那麼偏重訪問口述資料、偏重人的喜怒哀樂，也就理所當然。雷恩的文筆好就好在，能夠將上千名受訪者所提供的故事安排得有條有理生動活潑，然後還能跟歷史事件的進展軸線鑲嵌得嚴絲合縫。(相比之下，寫Band of Brothers的Ambrose就整個遜掉──小弟同時看這本書的英文及簡體字版，對於其文筆的感想是，"tree killer")這種報導文學體，要能掌握得好還真不簡單，起碼就我自己寫過若干份報告又看過不少別人的專書論文的經驗，在文中加一兩段訪談口述來讓文章稍微生動一點，較之用上千人的言行串起整場歷史大戲來，完全不是同一回事。雷恩另一個了不起之處，是他在作訪談時真能上窮碧落下黃泉，光看他竟能訪問到多位前Waffen-SS軍官─ 一群在戰後被視為戰犯、要隱姓埋名的人─就知道其上下求索的熱情。
三書中的另外兩本都是在上大學之後看的，大概是已經看了太多有關諾曼第登陸的書，又不忍目睹帝都的「諸神黃昏」(是的，我從來不曾忘記我是個哈德族)，所以感受就沒有看奪橋遺恨時那麼深刻。等到我自己進了碩士班，算是科班人士之後，自己實務操作的感想是，我大概很難寫出像雷恩那樣的書──抱歉，比起跟人面對面來，我比較習慣也比較寧可跟公文檔案打交道。....然而等到自己在歷史這一行中沾上了實務經驗之後再回頭去看"非科班出身"所寫出的雷恩三書，嗯，不管是用檔案來串劇情還是用口述資料來串劇情，總之，要串得好看，要讓人翻開來就停不下手。這也是我現在對於批評黃仁宇、Ambrose或史景遷這些人是"暢銷書史家"的業界先進，實在很難茍同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