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漢代的社會史一直很感興趣，不過由於我不是歷史系訓練出來的，儘管對於歷史的因果關係已經很努力的加以釐清，但大時代的律動仍然有很多無法掌握的地方。比如說上古史我不熟，那麼秦漢時代的許多特徵都只知其然，甚者根本不知其然，那也別提知其所以然了......

漢人延用秦代的法律，但由於學術上有獨尊儒術的號召，此後中國因此走向荀子學說中的禮治一途。東漢時代，由於世家大族成為支持政權的重要的社會力量，同時又因為世族多是世代傳經的「士族」，因此「以禮治家」應該成為普遍的情況。中文系研究學術史往往會因此認為中國禮治精神就此形成，畢竟我們所學所薰陶的，都是以禮為中心的表徵或內涵。

但事實上，思想脈絡的形成與禮治精神之入「法」，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差」。邢義田老師從江陵出土的一份漢初法律文件談起（也就是〈奏讞書〉，自覺中文程度夠好的，可以去圖書館找來看），認為漢代法律仍未出現儒家的倫理精神，再延伸討論以「五服」為中心的各項儒家倫理精神到底何時「入律」？邢老師認為，從西漢到晉代有一個緩慢的普及過程，學術思想的主流、法律的規定以及民間的習俗三者之間有著不少歧異，至少西漢時代是無法統一的。在儒家思想成為主流的漢代，由於這些歧異，再加上法律文書、判例多如牛毛，因此一般士人無法於儒家經書之外兼習法律，這造成了律令學的沒落。（這點邢師於< 秦漢的律令學>中頗有論述。）

邢師給了我一個重要的提示：兩漢士族雖熟讀經書，能以禮行事，但其禮未必合於律令；此外，律令由於不合儒家倫理，也未必受到士族的支持。以此二點觀察兩漢社會史，則諸般議題又多了一個新的思考角度。如漢代復仇興盛，未必合於法律，但即便是熟悉律令的地方官吏往往不得不為殺人者通融，如郅惲（音運）與董子張故事。同時可論漢代赦宥的本質（也就是兩漢書常見的「大赦天下」情況），根據史料，從西漢到東漢，政府赦宥的情況越來越氾濫，除了吏政敗壞之外，或許與儒家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禮法衝突情況日益嚴重有關。

此外，漢代社會階層的分化也可與禮、法分歧合併討論。比如說，那些擁有社會地位、經濟實力的經學世家大族理所當然的「以禮教自持」，但一般五口之家的農戶，則當以守法為要，他們沒有挑戰法律的能力，在吏治正常的情況下，挑戰法律意味著流亡或被拘捕，這對農作勞力而言是無法承受的損失。此外，小農戶也沒有遵守禮教的必要，如三年之喪，或由孝道變質而來的奢侈喪禮，農民百姓也無力執行，否則輕者有違農時，田事無以為繼，重則傾家蕩產，家破人流。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部分，士族沒落之後往往仍必須尊守符合身份的禮儀，不免因此加速衰敗，崔寔便是一例。諸如此類，隨著儒家思想越來越深入每個層面之後，禮、法、俗三者的矛盾肯定會越來越嚴重。

案：魏晉時代士族紛紛自訂家禮，某種程度上改革了漢禮，此余英時已有明言，若從法制史的角度來看，魏晉的新禮學可能比起漢禮更有入律的彈性，情況如何，或可收集資料討論。



相關資料：

邢義田老師的論文：
〈秦或西漢初和姦案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江陵張家山247號墓奏讞書簡180-196考論〉
〈秦漢的律令學──兼論曹魏律博士的出現〉，見《秦漢史論槁》。

《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
（郅）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因病去。

《後漢書‧崔駰列傳》
初，（崔）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墳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 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官，歷位邊郡，而愈貧 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