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這個洋人口中足以和其他西方繁榮城市分庭抗禮的「東方巴黎」，在華洋文化的外部折衝以及導源於內的「現代性焦慮」下，終於由變而通，在廿世紀的世界城市發展史上留下了獨特的文學與文化風貌。在《上海摩登》一書中，李歐梵先行擺落殖民∕後殖民等學院內部常相沿襲的觀看方式，反而自動態的物質體系著墨，標舉並描勒其器械性的進步文明：火車、電車、電報、電燈等以及洋化的、裝飾風格強烈的異國情調（exotic）建築……嶄新的物質經驗及空間場域興興轟轟進駐人們的生活，而活躍其間的新興媒體除了具有促成群體歸屬及分裂的雙重辯證性外，更將各類文化的傳播與再製推向波峰，上海的城市文化，便在這生產和消費的過程中隱然成形。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表述：「我相信有必要在這些新的公共構造和空間基礎上，結合其對上海外國和本國居民日常生活潛移默化的影響，重繪一張上海的文化地圖。」 [李歐梵，《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7]換言之，李歐梵不僅將焦點凝放於「上海」所象徵的近現代中國的摩登精神上，更試圖還原其「下層建築」，由伴隨現代性而來的物質情境進行考察，並藉以想像上海，「重繪上海」。
熱絡的經貿活動帶來錢財、貨品的巨幅流通，另一方面，作家和學者亦在新興的、充滿政治及文化況味的休閒空間（如咖啡館）積累其文化聲望，透過「回顧文化的芬芳，高等的或低等的」 [李歐梵，《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24。] ，（異）文學與（異）文化活動得以擴展；他們雖置身商業往來頻仍、資本流動率高的上海，卻仍能在彷彿法式沙龍的公眾場合中保持其優雅從容的文人身段，體驗都會生活，正如班雅明所言：「遊手好閒者需要一個回身的餘地，並且不願放棄雅士們悠閒之樂的生活。」 [班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台北：臉譜出版社，2002﹞。頁218。]只是在這急遽發展的城市中，線性時間軸遭到拆解，人際相處的模式和日常經驗無時無刻不蒙受其紛繁變貌的侵擾；舞廳、電影院等發達資本主義開展下所造就的新興空間亦提供了都會紅男綠女交流溝通的平台，華洋雜處的租借地區，隱隱然模糊了各種邊界：種族、性別、階級--（通俗）印刷品的大量流通更加速外來文化的製碼及轉譯，圖像與聲光的刺激不唯顛覆∕重塑人們所知所感的官能結構，更藉衍異出半殖民地區別樹一幟的「雜種」美學：二○、三○年代的上海，於彼時不啻創造出一種有別於中國其他城市的新都市文化。
正緣於各式現代性經驗彼此擦撞而產生的多向異化，作家們也開始意識到複雜的交感作用所結構出的「新感覺」，落實在寫作上，由瞬間經驗（可推溯至）及其所喚起的回憶主導了文本內容，符號本身即承載了豐富的「瑣碎城市」物質切片，本該連貫的情節敘述遂隨而化為此起彼落的斷奏（staccato）：「……裡頭沒有依時序定位的事件或因果的清楚敘事，相反的，見到的是貧窮與財富景象的排比並置，標示了都市生活的尖銳對比，但也顯示了生活裡缺乏清晰的連結。」[Mike Crang，《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出版社，2006﹞。頁75。]書寫不再依循單向前行的邏輯章法，卻強調時空的疊合歧出、人與物的有機化合，欲望（性、金錢）多半被轉化、再製為消費符碼--城市儼若成了大型的資本流通場域，什麼都有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人之為人的「個體完整性∕存在價值」亦逐漸崩解，取而代之的是彷彿可以敁斤敪兩換算實際價格的「臉」和「身體」，乃至雙唇、腳踝、乳房、豐臀……大量的器官意象和冰冷零碎的都會什物交相拼接，如同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當中所描繪的那般，幾近失控的修辭、文字符號正好對應於上海滿城撩亂的風花雪月故事：偶然的邂逅、浮世的歡愛，這座造在地獄上的天堂無斷吸納伴隨現代性而來、資本主義商品物件堆砌下的假性消費需求餵養自身，男性作家更得以在此大顯長才，在滿溢肉感的欲望手術檯（電影院、舞廳、百貨公司……）上，進行一場場鉤魂攝魄的「摩登狗兒」（modern girls）解剖學。
其後，在論評張愛玲的作品時，李歐梵則一轉筆鋒，考掘「淪陷都會」中的浮隱的傳統質素。在評述《傳奇》再版序時，李歐梵如此寫道：「……如果寓言性地看張愛玲的這番陳辭，我們可以說她的上面這番話（按：參見《傳奇》再版序）不僅反現代性而動，而且也暗示了要回到本土資源中去尋求知識的滋養與美學的快樂。不同，同時，她對『文明』的沉思--『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卻是無所不包的：它看來同時指涉了美學和物質文化、本土民間傳統和她生活中的都會文化環境。」[李歐梵，《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303。] 李注意到張愛玲創作間的浮世繪貌：她固然纖敏地覺察城市空間所釋散出的摩登欲力，卻又每每無法忘情於古老可親的事物，以致其字裏行間時而充盈著疊沓的市井趣味--上海並不僅在流行的幻麗面紗中張致她百變的現代性臉孔，相反的，它無處不充滿了傳統文化的碎片，那包括人力黃包車、石庫門中的一排舊屋、屋中穨唐度日的遺老遺少、落難的最後的貴族……古怪，突梯，而「人們只是感覺到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張愛玲語）。
夜晚的繁華歡動其實遮蓋了人與人之間日益加深的疏離感，頹廢與浮誇、世故與墮落，上海固有的在地文化並未遭外來文化通盤消滅，反而策略性地隱入都會場域，成為宛若廢墟幽靈般的存在。因此，它可以是廁身於摩天大廈間一處陰濕暗晦的弄堂、院落，自家櫥櫃中那件鑲龍滾鳳的老祖母舊衣，同時也迴旋在身著旗袍的中國貴婦們圍桌共舉刀叉享用西餐牛排的不協調情境裏。時代是倉促的，破壞之後還有更大破壞要來，上海，紙醉金迷的偏安的城市，在張愛玲參差對照的美學技巧的渲染下，其整體風格逐漸剝落為繁複縟麗的細節文飾，私人領域藉由這些機巧物件編搭成的橋樑中介、得以過渡至公共空間；她以精工筆法演述通俗文學一脈相承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母題，遠兜遠轉仍為應證人生素樸的底子。畢竟，她要寫的不是英雄式的「徹底人物」，卻反而要在傳奇中找尋普通人、普通人中尋找傳奇。張洞見了（進步）物質文明的不可恃，其蒼涼的反視因而成就了一個「都會裏的民間世界」（陳思和語）。
在第三部份，李歐梵引入「世界主義」以及雙城--上海與香港--間不對稱的鏡相關係，重新反省上海作為一「半殖民地」與眾望所歸的「懷舊標的」，其本身究竟開散出怎樣的文化意蘊？而，又當如何在後現代∕後殖民等隨全球化而來的論述情境中擺放自身的位置？上海（城市）與上海居民（人），彼此又呈顯出如何既（微妙）聯合又（隱約）抵抗的形上騷亂？李除了在文章裏析剖上海人身處華洋雜處的「交混」場域實則仍保有難撼的中國主體認同外，更進一步指陳，居處在上海租借區的中國作家之所以如此熱衷於沿∕挪用西方文化及其物質生活屬性，其實正是「一種中國世界主義的表現，這也是中國現代性的另一個側面」[李歐梵，《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327。] ；不同於香港歷經大英帝國全面性的殖民統治，上海作為一外國租借區毋寧也湧動著喧嘩的西化色彩，只不過，上海以其特殊的「半殖民」屬性架空了香港地方可能面臨的認同困境，上海人更「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他們懂得乘時趨利、渾水摸魚，懂得從容地營造並享受幾經置換的西方現代性想像，且仍能憑藉著「奇異的智慧」（張愛玲語），在這一眾所「交混」的暗澀地帶--第三空間--夷然存活下來。
「第三空間」的說法或許過於樂觀，然則，在比較上海、香港雙城面對（殖民）現代性的重層進逼時，確實不能略視當中形構中的「抗拒策略和創意」；其中尤其展現在語言文字的使用上：試想《上海摩登》中所列舉的中國作家及其作品，中文在多軌交錯的租借區語境中始終領有第一優先順位，並進而確保「民族語言--身份認同」的家國共構關係；即使當中有能以雙語寫作者如張愛玲，「在她最帶『異域情調』的文章裏，她的立場也總在作為一個中國人的『主體』位置上」[李歐梵，《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326。]。
無論如何，人們記憶中的「老上海」業已成為過去，唯有透過文化工業的多重再製（如影視聲光）方才可能再次放射魅力；此點在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了班雅明念茲在茲的、物品所輻散出的「新奇」效果，這「新奇」或導源自某類「異域」氛圍，同時卻也可能出於單方面的向壁虛構：審美式的情懷總是一遍又一遍勾引都會文化感性，觸動人們對於十里洋場、黃浦江頭的豔異想像。只是，靈光消逝後總難以再得，老上海終究得化為眾人心頭的一抹舊情--註定了。而在鏡相文化迷宮間迂迴輾轉、甚而發展出超越現實場域的擬像（布希亞語）的後現代∕後社會主義情境洗染下，城市本身或許更以一種有機的形式悄然改換其形貌。李歐梵帶引讀者思索的，不僅限於上海的興衰起落和其模稜複雜的身世，更是出於對時間∕空間、歷史∕地理的人文觀照，打開一個關於城市文學與文化的、「更宏大的故事」[李歐梵，《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317。] 來。
2008 10 07
圖片來源：http://flickr.com/photos/94545042@N00/37841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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