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人尊重詩人，傾聽詩人，在內心應和著詩的呼喚。在這次遊行示威的行列中可以看到：一名老僧高舉著二十世紀緬甸大詩人和民主鬥士德欽哥德邁（Thakin Kodaw Hmaing）的相片……

在緬甸，檢查制度是一種

龐大的工業

阿根廷作家博雅斯說，檢查制度是「隱喻之母」。在緬甸，檢查制度是一種龐大的工業，它的背後，是崇尚暴力的「國家和平發展委員會」（SPDC）和「國法和恢復秩序委員會」（SLORC）等權力機構。據說，書籍報刊和言論無不處於嚴密監控之下，諸如火災、空難、學運、民主、翁山蘇姬等話題，均在違禁之列。就連「親嘴」、「流血」這樣的字眼，也是犯忌，作家只好把「親嘴」寫成「碰下巴」；提到鮮花落地，就意味著學生在「動亂」中被殺害了；籠子外面有隻孤鳥，就是說一個孩子的父母被抓到牢房裡了。

這種恐怖，只有緬甸良心犯才能真切感受。為民主運動身陷囹圄的翁山蘇姬，在〈死寂的土地〉一詩中這樣寫道：

這是一片死寂的土地

假如有人竊聽

最近，於無聲處爆發的驚雷再次打破緬甸的死寂。十多萬僧侶和民眾走上仰光街頭發出自由的怒吼，結果再次遭到暴力鎮壓，他們直接地告訴世界：數千人被捕，至少十多人被軍警打死。這樣說雖然少了些詩意，卻張揚了正氣。

這是緬甸又一次血祭。

不可移易的「鐵血定律」

血祭，原本是原始的宗教儀式，由動物之血的供神發展到人血獻祭，再發展到殘酷的人祭。

緬甸有悠久的血祭和人祭的傳統。詩人櫻翁（Thiha Aung）在〈為人民的緬甸軍隊〉一詩中寫道：緬甸歷史的每個時代，「志士仁人／獻祭了他們的生命和熱血」。翁山蘇姬在〈我為什麼必須抗爭〉一詩中，就寫到她為緬甸獨立而奮鬥的父親和姐姐的遇難。獨立之後的緬甸依舊腥風血雨。1988年翁山蘇姬發動民主大遊行，尼溫軍政府屠殺了三千人。今年逝世的流亡詩人吳丁模（U Tin Moe），在寫於2000年的一首無題詩中描繪了這樣的悲慘圖景：「人民如今都是窮叫化子／僧侶也是乞丐……國中許多（佛陀）弟子獻身」。詩人寫於同年的〈遇見菩薩〉，回顧了1988年大屠殺，讀來卻是今日緬甸的寫照：

軍隊存在僅僅為壓迫人民

———那些對他們畢恭畢敬的人民

1992年發動政變推翻尼溫政府的丹瑞將軍，同樣是喋血的「強梁之王」。2003年5月，一夥暴徒在緬甸北部迪笆蔭襲擊翁山蘇姬一行，殺害了百餘人。在歷史鏡頭中，我們可以看到翁山蘇姬頭部血汙的畫面。

現代社會，血祭和人祭日益消失，但原始的血腥觀念卻根植於人類心理。殖民統治者說：你給我血，我給你獨立。獨裁統治者說：你給我血，我給你民主。實際上，即使流血也難以換來民主，因為獨裁者的邏輯是：殺幾十萬人，保幾十年穩定！因此，人們把鐵血現象視為不可移易的「鐵血定律」，統治者可以用來威懾畢竟有點怕死的民眾，激進的自由戰士則可以用來作為別無選擇的暴力反抗的依據。

抗爭的吶喊

翻開緬甸政治的新章

古稱驃國的緬甸，一度是禮樂之邦。唐代有「驃國獻樂」的故事。白居易〈驃國樂〉一詩，以「君如心兮民如體」的比喻讚譽驃國「體生疾苦心憯淒，民得和平君愷悌」的盛世。那正是慈悲的佛教在緬甸興起之時。白居易把君臣與百姓的關係理想化為身心合一的統一體，如今，緬甸的君臣之「心」，卻挖空心思從民眾之「體」吸取更多的血汗以滋養自肥。

在這種身心離異的對抗中，詩人發出的仍然是和平的聲音。著名作家德貢達亞( Dagon Taya)，也是緬甸和平運動的領袖，從他的詩文中「蓮花」和「和平鴿」的意象，可以看出他的和平理念根植於佛教傳統，同時吸取了西方營養。始終堅持非暴力抗爭的翁山蘇姬在系列「緬甸來信」中，談到詩人和原緬甸海軍軍官沙雅貌塔卡（Hsaya Maung Thaw Ka）的事跡，令人動容。1989年，沙雅貌塔卡被軍事法庭以企圖在軍內策畫起義的罪名判處二十年徒刑。實際上，他是一位和平主義詩人。「即使在獄中最黑暗的歲月，沙雅貌塔卡的繆斯並沒有遺棄他。他祕密寫詩，以帶著劇痛的憤怒揭露軍事專制的無道。」1991年沙雅貌塔卡逝世之前，儘管獄吏動刑對他絕不心慈手軟，這個階下囚，卻像莎劇《威尼斯商人》中法庭上的波黠一樣，在磨刀霍霍的夏洛面前宣講「慈悲」（mercy）。他借用一首英文詩抒懷，成為臨終的絕唱：

慈悲無所不在，

慈悲，鼓勵思考！

另一位獄中詩人吳文丁（U Win Tin），在1988年「作家日」演講中指出：「我們國家的未來，需要青年以新的活力來開拓。今天的新活力翻開了緬甸政治的新的一章。它是用血和汗翻開的；它是用抗爭的吶喊和需求翻開的，它是用偉大的犧牲翻開的。」但是，吳文丁並不為「偉大的犧牲」尋求復仇。他身陷囹圄，缺乏的是健康和起碼的治療，富有的是道德。

丹達瑞公主一身民脂民膏

凝結的珠光寶氣激起憤慨

詩人的聲音並不孤立。緬甸人尊重詩人，傾聽詩人，在內心應和著詩的呼喚。在這次遊行示威的行列中可以看到：一名老僧高舉著二十世紀緬甸大詩人和民主鬥士德欽哥德邁（Thakin Kodaw Hmaing）的相片。

被迫流亡的緬甸異議人士，也在密切關注國內局勢。翁山蘇姬在「緬甸來信」中，提到一首緬甸老歌曲，我把它中譯為〈瘦馬行〉，可以借來比況當今緬甸流亡者的困境：

離開祖國有多久時光？

準備和這匹瘦馬一起死亡？

這首歌的藝術形象，與元曲中「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的意境有暗合之處。正是在這種絕境中，某些緬甸流亡者難以死守非暴力原則，把流血視為自由民主的必要代價。現流亡美國的學者翁南烏（Aung Naing Oo）2005年出版了《與將軍們妥協》一書，呼籲和解和對話。但不久之後，他又處在痛苦的矛盾心情中，認為「緬甸人已經開始相信，沒有別的道路———沒有通向民主或自由的捷徑———而只有通過流血」。

這次僧侶和民眾抗議活動的爆發，導火線是緬甸軍政府任意大幅提升石油等物價。喋血的受益者，如翁山蘇姬在〈死寂的土地〉一詩中揭示的那樣：「中國人想要一條道路，法國人想要石油／泰國人運走木材，『國法和恢復秩序委員會』坐享紅利……」

毫無疑問，「坐享紅利」的，首先是緬甸統治者。他們從活生生的人體，從遭受酷刑遍體鱗傷的肉體，從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屍體中牟取暴利。緬甸因此淪為全球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去年丹瑞為女兒操辦豪華婚禮，從現場拍攝的紀錄片，可以看到丹達瑞「公主」一身民脂民膏凝結的珠光寶氣，激起緬甸大眾的憤慨。

這些年來，中國經由通往緬甸之路的大量投資，不僅是建造工廠，而且輸出坦克、砲艦，致使緬甸軍政府有恃無恐，而西方國家對緬甸的經濟制裁則功虧一簣。翁山蘇姬詩中以法國人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與緬甸的關係，首先當然有經濟考量，但民主的西方有其人道底線。最近，國際輿論已是一片譴責緬甸軍政府暴行的聲浪。

當今世界，某些國家的不流血革命的成功，早已打破所謂的「鐵血定律」。緬甸非暴力的「番紅花革命」是一個美夢。翁山蘇姬曾借吉卜林小說《吉姆》最後一章的題詩來抒懷：

我沒有給一個帝王讓路———

我走自己主宰自己的國王之路

連我這個向來對食物很敏感的人都覺得廚事的過程有如辦喪事，如何快樂起來，但食物要好吃，一定得用歡愉的心去準備……

答應「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工作者，為即將放映的第二屆殺人影展中一部叫《最後的晚餐》撰寫影評當時，並未想到我會因此要學習從另一種角度來看死亡與食物這兩件事。

我當然是在理性與感性都支持廢除死刑，理性上來說，譴責殺人是不對的行為，不可能再用殺人去證明。感性上來說，要人學習悔改與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方式只有活著才辦得到，一了百了無濟於事。

但這些觀念，並未讓我會覺得自己情緒上離死刑這件事很近，直到看了《最後的晚餐》，我才突然領悟了一個道理，也是這部紀錄片企圖要表達的觀點，那就是，只要有死刑存在的社會，沒有一個人是和死刑不相干的，或許就是因為這種潛在的不安，人類發明了「最後的晚餐」這種既慈悲又殘酷的設計，來減輕社會的不安。

《最後的晚餐》這部紀錄片，以最堅持死刑懲罰觀念的美國德州一所州立醫院的廚師為主要敘述者，描述他從不太願意為死刑犯烹調最後晚餐，到第一次工作後，死刑犯吃了他的晚餐後，還請人留話向他致謝，而決定開始為死刑犯服務，從1991年開始，十多年的時間，他為二百名死刑犯烹調晚餐，其中的1997年是最糟糕的一年，因為他烹調了四十多份最後的晚餐，而他最深刻的記憶，是一天必須為兩個死刑犯烹調，因此他準備了兩份最後晚餐，一份六點上，另一份八點上。

影片中我們看到這位廚師慢條斯理地切魚、切洋蔥、處理雞腿沾麵衣、油炸……如此簡單的動作，看來卻觸目驚心，連我這個向來對食物很敏感的人都覺得廚事的過程有如辦喪事，如何快樂起來，但食物要好吃，一定得用歡愉的心去準備，而讓死刑犯享用一頓美好的最後晚餐，又是任何有愛心的廚子不可做錯的唯一機會（這個人再沒有機會吃到你的食物或任何人的食物了），這部紀錄片捉住了這個預備最後晚餐的兩難情境。

在西方社會中，「最後的晚餐」直指耶穌釘上十字架前的聚會，耶穌是為人類的罪受難而死，然而死刑犯是為自己的錯而死，但人類卻要他們吃最後的晚餐來消弭社會制度致人於死的罪惡感。

影片中選輯了不少古往今來的死刑犯享用的最後的晚餐，我們會看到曾經有人偷東西就被判死刑（死刑的正當性永遠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根本不是永恆的正義，今日的死刑標準也許明日看來就很可笑），我們也看到有人因微罪而判死刑，卻要在刑前享用一生都吃不到的豐盛大餐的荒謬處境。

影片中也訪問了不少人談最後晚餐的意義，有人提到這個做法是讓臨死者平靜下來，東方的觀點則比較玄奧，指不可讓死者餓肚子，免得變成餓鬼，或徘徊在人間不肯離去，影片中的泰國獄官還會替臨終不准喝威士忌的死刑犯用威士忌祭拜他，這種死後的晚餐，比最後的晚餐更顯示出對死者的尊重。

影片中我們也看到了二次大戰後紐倫堡大審的死刑犯要求為個人特製的最後晚餐被拒絕了，他們只吃了集體為他們準備的德國香腸和麵包，是否因為當時世人覺得他們犯下的罪是大屠殺，因此不配享有最後的憐憫。

食物是文化中最能引起「感同身受」的事物，《最後的晚餐》紀錄片，用食物為媒介，讓我們感受到死刑犯身為人的一些微小慾望，吃了炸雞、生蠔、葡萄、榴槤等等，食慾是生之慾最原始的象徵，在社會剝奪一個人的生之慾前，用食慾去安撫他，看來也讓觀眾因對食物的同感心而了解到整部紀錄片的核心精神，死刑離我們真的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