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麝香豬「曼尼」昨在嘉義縣朴子市，被叫拉奇的土狗「性侵」，過程歷時十五分鐘。麝香豬的女主人氣壞了，原堅持要為寵物討公道，控告狗主縱容土狗性侵，得知老闆正巧向對方承租土地，加上狗主頻頻道歉，才決定算了。

狗和豬是不同的物種，也能交配嗎？屏科大獸醫師祁偉廉說，也許土狗在麝香豬的身上聞到類似母狗散發的費洛蒙，才會一時性起；也可能只是動物間的一種「社會行為」，並不是為了交配。

嘉義市仁愛動物醫院院長詹成章說，可能土狗正在發情或要宣誓地盤，才會騎上麝香豬。他推測土狗應該沒射精，即使射精也不可能讓豬受孕。

嘉義法界人士表示，這起狗「性侵」豬的疑案，由於兩造都不會講話，很難判斷曲直。以動物習性來看，如非「兩情相悅」，狗要上豬也有困難。況且性侵的相關法令，都是以人的行為做出發點，沒有規範到動物。麝香豬的主人即使為愛豬抱屈，要訴諸法律，恐怕告不成。

麝香豬的女主人王姓婦人，在嘉義市一家洗車場任洗車工，前天下午帶著麝香豬「曼尼」到洗車場，就讓愛豬在空地閒逛；一隻十歲的土狗「拉奇」看到麝香豬後立即衝上前，麝香豬受到驚嚇，發出刺耳的尖叫四處逃竄，土狗卻硬將麝香豬「撞倒」，接著聞遍全身，最後「侵犯」了麝香豬。

王姓婦人當時忙著洗車，未注意到寵物豬「遭到非禮」，十五分鐘後，土狗主人楊姓男子經過該處看到，馬上將愛犬踢開，並喝斥「亂來！」王姓婦人才發現不妙。

「曼尼還是在室的（處女），竟被土狗性侵，我要討回公道」。王女要求楊姓男子賠償，否則將控告楊縱容土狗「性侵」，楊姓男子頻頻向王女道歉。

王女還找來洗車廠李姓老闆為她討回公道，不料老闆一看到楊姓男子竟說「怎麼這麼巧？」原來洗車場的地就是向楊姓男子承租，為了避免傷感情，王女決定不再追究。

七年前民進黨發動立委席次減半，當時北中南同步遊行，並有數百位教授聲援。在民進黨政府的鼓動下，七成以上民意對減半表示認同，該黨並將議題設定為立委選戰的主軸，迫使國民黨也只有隨之起舞。

就在政客與民意一面倒時，幾位教授國會政治的學者，卻期期以為不可。但眾人皆醉，學者的聲音微弱到沒人聽見。當時的鼓吹者，今天已有不少承認錯誤，但代價將由全民承擔。

以「集遊違憲、人權不見」為號召，要求將集遊法的許可制改為報備制的「野草莓運動」，似乎也有越演越烈之勢。但做為曾經研究集遊議題的學者，我有責任告訴廣場的學生與附和的政客，改為報備制的主張是錯的。

首先，在民主學理上，集遊權從來沒被承認是「基本人權」。由於具有「行動」的本質，故其所享有的憲法保障，並不如「純粹言論」完整。有些學生錯誤引用憲法上「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認為既是憲法權利，進行集遊何須報准？但略懂憲治的人都知道，「集遊」與「集會」一字之差，法理上的地位已相去甚遠。

由於遊行可能侵踏私人財產、影響社區安寧、妨礙政府公權、壓迫不同意見、干擾正常生活、甚至對婦女孩童造成不良影響，多數民主國家均對集會遊行採取許可制。英國地方首長，甚至可以因應現實需要，下令不准集會遊行長達三個月。知名言論自由絕對主義者，布萊克法官便明言：「憲法所保護的，為人民的純粹言論自由之權，而不是以巡邏、遊行、罷工、路檢來傳達觀念之權。…在街上站立、巡邏或走前走後的遊行乃是一種行為而非言論，既為行為便可以受到規範或禁止。」

台灣在人際空間侷促的環境下，集遊衝突的可能性偏高，對正常生活的干擾也更大。如果美、日等國都採許可制，台灣除非能證明自己國民的自制力高人一等，否則有何條件實施報備制？

美國一位大法官表示，民主國家所以允許人民有集會遊行之權，乃因其有助於「觀念自由競爭市場」的形成，因為一般人並非都有錢刊登廣告或購買電視時段來傳達理念，而集會遊行則不啻為廉價的意見表達方式。也有學者認為，集會遊行允許演講者與群眾雙向溝通，為其他傳播方式無法取代，故集遊權應予保障。

然而，隨著傳播媒介高度發達，今天參與集遊，已非前來吸收新知或交流意見；所以參與，乃因認同集遊訴求，而來表達支持或「造勢」。再由於傳播媒介發達，雙向管道選擇多於以往，價格也易於負擔，如電腦網路或手機簡訊等。若集會遊行常被用於威嚇性的造勢，而雙向傳播也不乏其他選擇，民主國家便越來越支持對集遊權加以限制。如工人罷工遊行、特定地點的示威、挑釁型集會等，法院均主張較以往更多的限制。

近代以捍衛自由人權著稱的美國首席大法官華倫曾指出：「有些人認為，只要行為目的是表達理念，便可以無限上綱的被視為是『言論』，我們對此看法無法苟同。…當某一行為同時包含了『言論』及『非言論』兩種成分時，充分重要的政府利益便應成為偶爾限制言論自由的正當依據。…當政府在憲法範圍內執行權力，且規範有利於政府重要與實質的利益，政府便有正當理由對集遊進行規範，這個道理十分清楚…。」

陳雲林來訪顯然是政府的重大利益，廣場學生難道否定政府有規範集遊保護訪賓的權力？

這算是我順便表達一下個人對公投議題看法的一組故事。

扶鸞請仙以問吉凶禍福，是藉由仙妖鬼神之沙盤留言，以決某事前途。其一般作為，必須有三個人。一個是主持請駕、迎迓、問訊乃至文字說解工作的道師，另兩個就是雙手扶著十字木架的道童。這兩道童得同時感應手裡水平放置的木架的抖動，順勢推移，木架下方延伸出來的一根垂直方向的尖頭木棍也就跟著遊走，棍尖著沙，移動時留下痕跡，道師則站在一旁讀出旁人看不懂的內容，以為求問者解惑焉。又名「扶乩」或「扶箕」。

台灣前些年不時叫喊著的公投就是上千萬個公民一起扶鸞，一陣推推擠擠，既不知誰推的方向對、復不知誰推的方向錯；也不知誰用的氣力多、更不知誰用的氣力少；總之推到了點上，自有看符念咒的給個說法。不過，真正的扶鸞是由仙家顯示其預警，由現實的發展來驗證仙家所預言的福禍。台灣一向搞的公投則是由總統或執政團隊先決定了某一個在法治上說不過去的政策方向之後，耍耍數人頭的老把戲，交由全民一起扶乩出字，順旨成功罷了。

一般說來：扶鸞故事多與求取功名的願望有關。從最基層的文墨考試，到國家掄才舉賢的殿試，都傳出與鸞仙有關的故事。

某縣某年童子試，小童生們群集書院一角，扶鸞請仙，問今年的考題。不料乩一動，居然這麼說：「今日上仙皆赴元帝會，不暇降壇，命我土地權攝，諸生何問？」童生們連忙道：「明日歲考，敢問試官出甚麼題？」這代理的土地公還真體貼，即道：「題目在我堂內，爾等自往尋之！」於是眾人一齊舉香，恭送仙駕，再撚香至土地祠，跪拜已畢，遍覽一周，既沒看見紙、也沒看見字。再回書院扶鸞，乩已經不會動了。眾童生大罵土地官卑職小、代值不能用權。孰知到了第二天題紙發下來，上書「土地」兩個大字。

有人不信扶鸞這一套的，跟要說的這位狂生一樣。狂生某日上朋友家去了，進門兒一見夥頤人多，原來是家中有人篤信仙道，開了壇，不知要請哪位神明下凡，正熱鬧著呢。由於來看熱鬧的，多半寧可信其有，是以人人面色凝重，以誠敬端嚴相戒，一個個兒如臨大敵的一般。

狂生卻不信，看人聚起來惶恐，更要顯示自己非凡，登時亢聲說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敢以妖言惑眾，我這就報官來拏去！」作主人的既不願得罪朋友，更不願得罪仙家，忙拉袖子道：「別作聲！這是位真仙──你若是不信，可以作些文字，彌封之後再來請教仙家；仙家定能直言其祕。這種活兒，豈是吾輩假冒造作得出來的？」狂生道：「如果能驗試驗試，自然最好──你們請的這是位甚麼仙哪？」朋友低聲附耳道：「是麻姑。」

狂生聞聽是麻姑，更眉飛色舞起來，當下捉起書桌上的緘封紙筆，自往間壁一密室中寫了字，封摺妥當之後出來，往壇上一扔，道：「請判！」兩邊兒扶住木架子的兩道童初亦無動無覺，這狂生大呼一聲：「技窮了罷？」話音還沒落定，木架猛地大動起來，兩道童簡直扶乩不住，似只能微微接觸、勉可追隨，一片飛沙之下，但聽得道士讀起了乩文：「調寄〈耍孩兒〉──其詞曰：『立似沙彌合掌／坐如蓮瓣微開／無知小子休弄乖／是你出身所在』。」這狂生聞言之下，面色如土，急急忙忙揖了一揖，扭身奪門而出。眾人開了彌封，才發現那狂生使壞，寫了個「屄」字。

還有一年正逢大比，有父子二人，恰巧都是生員，準備應考卻沒有幾分把握，父子倆於是一起去請鸞仙、問得失。鸞仙道士不憚詞費，卻指點了一個曲曲折折的答案：「速往南行，路遇瘋僧，問之不已，可決前程。」

父子倆趕緊出門，認準了正南方，拔足狂奔而去。做兒子的年輕力壯腳程快，果然搶著追上個衣衫襤褸的和尚。問他話，也不答；擋他路，也不爭，就是臉上一陣兒青、一陣兒紅、一陣兒白，看模樣的確是個瘋僧。老父還在二、三里開外，做兒子的可等不及了，索性牽住瘋僧的袖子，苦纏不休，執意要問今科功名如何，究竟是老子能中？還是小子能中？還是父子俱中？那僧不堪其擾，終於迸出一句：「日你娘個中啦！」罵完甩袖子便走，這一科秋闈，那老子果然依言登榜，成了舉人。兒子才悟出瘋僧相罵之語究竟是甚麼意思。

還有一回，也是群國子監裡的學生，群集鸞壇、求問功名。鸞書忽然動起來，寫的是：「趙酒鬼到。」眾人你望我、我望你，沒有人知道趙酒鬼是誰，遂齊聲喝罵起來：「我等請的是呂仙，野鬼何敢干預？看我等立請天仙以劍斬汝矣！」這一呼喝，鸞不再動彈，看似將那搗亂的野鬼嚇跑了。

過了好半天，好容易鸞才又動了，片刻之後，隱約現出字跡，寫的是：「洞賓道人過此，諸生竟是來問功名者乎？」監生們一看，一句話多麼洞明？簡直把每個人的心思都看透了，於是都肅容整衣、再三叩拜起來。眾口雖不能一聲，離離落落也聽得出來：人人果真都是在問自己考場上的前程。鸞書於是寫道：「多研墨。」

當下眾人就想了：這裡頭的玄機很深，呂仙大約要多勾留一陣子，每個人都給交代，說不定就是今科的試題。萬一他老仙家一高興，再體己些，每人給作一篇文字，讓大家各自熟讀，一體都中了，也未可知。如此一來，自然得多研墨、將鸞書抄寫下來，回家之後，張貼的張貼、背誦的背誦、挾帶的挾帶。應該就是這麼個道理了。

這麼一來，人人盡力，頃刻之間居然磨了兩海碗之多。眾人將墨汁捧至壇前，跪請所用。鸞書續寫道：「諸生分飲之，聽我判斷──」眾人想：這是呂純陽親自指點的墨汁，其中必有加持的神力，遂你搶一口、我爭一口地分喝了個乾淨，隨即聽那道師口中喃喃念叨著沙盤之上正一一顯露、又隨即滅失了的字跡：「平日不讀書／臨時吃墨水／吾非呂祖師／依然趙醉鬼。」

這種非專業人士扶鸞，跟我們一般所熟知的「請碟仙」差不多，其妙處在於大家都是外行，可每人一伸手，手手等價等值，軒輊無分，最後出了個甚麼字、得了個甚麼解，也就人人都得付一小部分責任。據說現在時代進步了，很多公共事務都可以投票決定，人人參加，票票有效，集思廣益，共襄盛舉。是這樣的麼？你說每個人都有機會表達意見就是民主的可貴，我說這可貴處也含藏著可惡的危險，因為半吊子民主唯有「以多數決取勝」的認識，而沒有「發現誰在暗中用了甚麼力氣」的智慧，推推擠擠之下，喝幾口松煙墨汁事小，把一個國家玩兒完倒是樁大事。

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我妹說：「雖然美國整個的黑人地位未必會因此提高，但對黑人來說，總統是他們黑人，他們還是會感到很振奮吧！」我則回答：「保守派的白人恐怕不會承認黑人是他們的總統。」

「保守派去死啦！」我妹不耐煩地說。

種族有紛爭，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在於──當我們「不同在一起」，換言之，明明「不同」，卻又得「在一起」。台灣搞種族分裂的一件奇事是，始終企圖強化分裂的政客，沒有能力具體指出本省人和外省人到底有哪裡不同。

說到這我忽然想到一個很惹人發笑的情節。有一季《超級名模生死鬥》，參賽的女孩子們被帶到曾經監禁曼德拉的監獄，此時有黑人血統的女孩子便立刻感動落淚，其他女孩則很不以為然地在背後冷言冷語道：「拜託，她看起來根本不像黑人好不好！」

有些混血黑人的外貌與白人無異，如果自己不說沒人知道他（她）是黑人（這類人有的會極力隱藏自己有黑人血統的事實）。上篇專欄曾提及一位祖籍察哈爾的網友在我父親的部落格留言，談到雖然身分證上已經「變成台灣人」，但還是被民調判定為「外省人」，我腦中出現老美被民調問及「父母或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當中是否有黑人」，如果至少有一個是的話，就被做民調的人蓋上「其實是黑人」的圖章這樣的光景。

父親是察哈爾人的網友啼笑皆非之餘還是說了「無論如何我很高興還能被這樣認為」。對於「很高興還能被認為是外省人」這件事，我覺得有意思，這當中令人玩味的事實是，並非當一個外省人有什麼特別值得高興，而是「外省人」既是一個被消弭抹煞同時卻又被強加的標籤。

其實前一陣子我才很驚奇地在想，我最好的一些朋友，都是本省人；不，這麼說不精準，應該說，更多的我完全搞不清楚他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這可真教人不爽啊！有人拚命在分化本省人和外省人，我卻連周圍的人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都分不出來。

看電影的時候，有個女子跟我打了聲招呼，在我旁邊坐下，她的年紀比我稍大一些。「我剛巧在飛機上的報紙看到你的文章，」她說：「我就是最後一代外省人。」最近偶爾會發生這種好像認親的場面，每次我都會有一種小小的震動，我覺得這有點詭異，好像因為有某種怪誕的力量把外省人和本省人拉開，因之又把外省人和外省人拉在一起似的，好像我們是應該去以色列建國的猶太人似的。

每天替父親聽寫打字他的部落格文章，父親談小時家鄉的風景、街道、建築、寺廟、季節變換、吃食、服裝、各色各樣人的生活模樣、過年和婚喪喜慶的習俗、生老病死、風雅和粗鄙、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窮人……如果我把父親的鄉愁拿來當自己的鄉愁，我就和本省人不一樣了嗎？兩件事都很虛妄。

正在自由廣場冒雨靜坐的學生，以陳雲林來台引發集會遊行而警察執法過當為由，要求修改集會遊行法。此一建議在立法委員間引起一定的討論，綠營立委固然大表支持（雖在民進黨執政時杯葛藍營的修法提案），有些藍營立委也認為可以研議。

集會遊行法當然可以檢討修改，若從「原則許可制」改為「報備而得禁止制」，雖然只有行政管制技術的差異，也不是不能作進一步的研議；但若僅從最近幾次集會遊行引發的爭議來看，卻恐還不能得出非修法不可的理由。

現今議論的以報備制取代許可制的主張，其實並不新鮮，早在民國八十七年司法院大法官做成的第四四五號解釋，即曾對這個原則性的問題，從人權的角度作了深入的審查。大法官之所以會得到現行法所採許可制並不違憲的結論，主要理由就在該法第十一條規定的其實是「原則許可制」，而且對於該條所列舉的得不許可事由，亦另在第二十六條明定做成不許可處分時必須符合比例原則。大法官並且仔細檢視了這些得不許可的事由，把涉及意見內容的部分，全部以不得做事前審查為由認定違憲，且把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的概括條款，也以不夠具體明確為由認定違憲。在程序管制上，則把緊急事故的二日短期申請期限認定違憲。據此在民國九十一年民進黨執政後修改頒行的集遊法，已經把內容審查的條款刪除；於是，危害公共利益而得不許可的情形，限制僅於「有明顯事實足認」時才可以，至於碰到「因不可預見之重大緊急事故，且非即刻舉行，無法達到目的者」，更可以即到即辦。

大法官審查時，也注意到警察機關在執行許可管制時，有沒有真的濫權而不當的限制了人民的言論自由，結果發現，在解嚴前後的狂飆年代，五年共有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五件申請案，未獲准許者僅一百零八件，占千分之三點四。以這個數字和採報備制的國家來比，因為報備制比許可制減少的只是不需要對每件申請案做成核准與否的處分，但對於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的集會遊行仍然可以做成禁止的處分，因此許多採報備制的民主國家在禁止的比例上，比我們的不許可比例還高。足見大法官當年在開了言詞辯論庭後，會尊重立法者的衡量，不是沒有道理的。另據近五年的集遊管制統計，不許可的案例大體也維持在這樣的比例；至於新政府上台以來，到九月的統計，更只有兩件申請案不予許可。若對法律和相關的行政、司法實務作一些探究，而不僅是對「許可制／報備制」作抽象的討論，則可知兩者在人權保障上其實並無差異。

警察在集會遊行失序、情況一片混亂時，有無執法不當，違反比例原則，這是執行的問題，不是修法可以解決。民進黨發動遊行的負責人，發動群眾卻無法有效約束群眾，則是守法的問題，也不是修法就可以改善。這都是很清楚的事。畢竟台灣曾有多次號稱百萬人集遊而幾乎秋毫無犯的紀錄，現在的問題，其實不在准不准集會遊行的本身，而在警察維安尺度拿捏的問題（有人嫌嚴／有人嫌鬆），及主導遊行者的心態與責任感的問題（有人主張非暴力 ／有人則挑唆或發動暴力），此皆與集遊法無關。

無論是否修法，恐怕皆不可能得出「報備即可」的制度，這是舉世皆無的辦法。其實，在公共場域的集會遊行，除了表現集遊者的表達自由外，也一定要顧慮公共法益；因此，若欲修法，亦可考慮區分「許可區」及「報備區」；最近幾次集會，以公共道路為集結區或靜坐區，雖是報備核可，但恐亦未必合理；至於若在非公共通路上集會，如自由廣場，就或許可劃為較寬鬆的「報備區」，但也不能不顧慮敵對團體同區集遊等因素。所以，「報備制／許可制」的界際恐怕不可能截然區分。例如，總不能說，一定要准許民眾進佔圓山或晶華大廳，或堵住陳雲林出入通路，才是國人所期待的集遊法。

雨大天寒，在自由廣場上的學生們，穿透迷濛的氤氳，腦中所想像的「報備制」與「許可制」的差異，其實只是一個「朝三暮四」的比例問題，而非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