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紅綠燈處買了兩串玉蘭花，說：你一串，我一串，這樣我們都沒有臭味了……

職場三階段

去聽一場演講，教授談到行銷的歷史分三階段：企業賣東西給顧客，一開始很被動，後來變得主動，如今必須善用互動。

當下我突然想到，上班族在職場上「賣」自己，不也經過這三階段？

二十幾歲剛開始上班，聽命行事，老闆叫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老闆沒吩咐的不碰。「謹守本分」加「多做多錯」的心態，讓我們成為「被動」的工具、不轉不動的螺絲釘。

三十幾歲野心勃勃，升官發財的慾望讓我們變得「主動」。老闆交代的事當然一定要做，沒吩咐的，我們也有經驗判斷做了會不會討老闆歡心。若是肯定的，不計酬勞地做下去。結果老闆真的開心，久而久之，我們高升成經理。

四、五十歲時功成名就，做事不如做人來得重要。早起是為了打高爾夫，不是打卡。晚睡是為了去酒店，不是加班。與自己同類的菁英「互動」，比窩在電腦前打拚來得重要。不「上線」無所謂，但不能不「上道」。

少了什麼？

我看到自己，和身旁很多聰明人走過這三階段，如今位居高位。他們打完高爾夫、去完制服店、簽下合約、拍照留念。這種循環第一次很過癮，久而久之也就麻痺。如果在這循環中「聰明」到去關說和送錢，最後還會鋃鐺入獄。

我看到自己和他們不斷趕ㄊㄨㄚ，灌酒灌得像在自我懲罰。我問自己：難道職場就是這麼一回事？這過程中是不是少了什麼？

回到行銷

一場行銷演講讓我胡思亂想，所以我回到行銷中找答案。

10月19日，生產iPod、iPhone的蘋果公司公布財報：七到九月這一季破公司有史以來單季獲利的紀錄，使得蘋果股價創一年的新高。

為什麼在不景氣中，蘋果還能勢如破竹、季季刷新自己？

原因當然很多，但關鍵只有一個。我找出創辦人兼執行長賈伯斯幾年前說過的兩段話：「科技不應該只是實驗室的東西，而應該是能讓消費者『激動』、『感動』的東西。」「所謂設計，不只是產品外表看起來如何，而是從外表、觸感，到使用過程，都能『觸動』使用者的情感。」

原來行銷上除了被動、主動，和互動，還有觸動、激動，和感動。

難怪那麼多蘋果迷徹夜排隊買iPhone，甚至在臉上畫著Apple的logo。因為他們被觸動，因而激動、感動。觸動是情緒被撩撥，比如說看到別人用iPhone時的好奇。激動是情緒被掀起，比如說自己使用時的快感。而感動則是情感的湧現，用到過癮時，想到一支電話背後的細心設計與人性考量，突然升起一種被寵愛的感激。

職場上也能這樣嗎？

看到蘋果成功的三個「動」，我開始想：這可以運用在職場上嗎？換一個方式問：上班族可以藉由觸動、激動，和感動，來功成名就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回答的是：你上一次在公司被觸動、因而激動、感動，是什麼時候？當然我說的不是被氣到激動。

話說回來，被氣到激動還算好事。很多上班族，對公司和自己所做的事已經毫無情緒。既不喜歡，也不討厭。既不高興，也不難過。開會不發言、下班不談公事。上班似乎變成呼吸，是不得不做，但做時毫無意識的事。

從老闆的角度來看，要觸動員工，讓他們激動、感動，最簡單的方法是……加薪！沒錯，不用多說，就是這麼簡單。但大環境不景氣，這很難做到。縱使真能加薪，三個月後員工又會習以為常。

要長期地激勵員工，得靠「願景」。但願景太抽象，而且很多公司願景都一樣。豐田的願景是「與人、社會、環境達成和諧」，Aveda的願景是「連結美麗、環境，與幸福」。賣車的跟賣化妝品的似乎在追求同樣的境界，這讓員工如何了解？怎麼追尋？

順水推舟的微小善行

我花了好幾天想如何不用太具體的錢，或太抽象的理念，來觸動員工。最後在一輛計程車上得到靈感。

一天早上，我拿著四包垃圾袋要送到垃圾場。我叫了一輛小黃，運將的後車廂放不下，就叫我放後座。我猶豫，他笑著說：「沒關係，我待會擦一下就好了。」開到垃圾場，我下車詢問可以丟的地方，垃圾場的人遙指遠方。我一路往後走，運將便一路倒車跟著我。走到定點，運將下車，幫我把那四包垃圾丟到定點。開車回家時，他在紅綠燈處買了兩串玉蘭花，說：「你一串，我一串，這樣我們都沒有臭味了。」

就這樣，原本一件瑣碎不悅的家事，變成一天感動的來源。

他可以拒絕我上車，他沒有。他不需要倒車，他倒了。他不需要下車幫我，他幫了。他更不需要買玉蘭花，但他買了。四個轉念，他讓我感動。這位運將沒有iPhone，很可能也沒有願景，他沒有想要「與人、社會、環境達成和諧」，但藉由幾件順水推舟的微小善行，他創造了感動。

偷菜與偷心

那麼上班族能這樣嗎？

好像很悲觀。在公司，老闆或同事常令我們「感冒」，很少令我們「感動」。聽到公司的內幕，我們的反應常是「唉！」，很少是「哇！」。老闆對我們早已忘記他在公司年度報告中承諾的照顧，我們對老闆也早已忘記了在面試時所宣示的奉獻。開會、出差、上樓、下樓。我們忙著「移動」，沒時間經營「感動」。我們忙著在開心農場「偷菜」，沒時間在同事之間「偷心」。

我不是說我們要為老闆或同事赴湯蹈火、犧牲奉獻。天知道我自己絕不幹那種事。我只是說一些順水推舟的微小善行，比如說準時赴約、迅速回電、把答應要給別人的資料e-mail過去、把罵人的情緒話收回來。就這樣而已。如果在做到這樣的同時，還能加一滴滴的善意，比如說赴約時帶一份禮、回電時讚美對方的聲音、e過去的資料整理得一目瞭然、罵人前先承認自己的罪行，那就是感動了。

縱使這些都做不到。那至少可以不官僚、不僵化，不為難別人，不沒事找碴。有權力的人不製造騷動，就已經會讓很多員工感激涕零了！

你一串，我一串

我這樣跟朋友說：「讓我們把感動帶回企業中！」他們笑我天真：「商業的本質是競爭，感動是沒有效率的競爭方式。帶兵打仗，你要等他們被感動才衝鋒嗎？」我知道他講得沒錯。事實上，連蘋果公司的賈伯斯，也是以脾氣暴躁出名的。

但我仍忍不住幻想一家人性的公司，一個溫柔的商業環境。在那裡，我們努力賺錢，沾滿銅臭味，但下班時老闆會走過來，給我一朵玉蘭花，然後說：「你一串，我一串。這樣，我們都沒有臭味了。」

這是一篇沒有故事的小說，像一篇哀歌。作者以運鏡的方式描繪摯愛的人死在海底，營造出優美的鏡頭感，呈現一個水光漫漶的海底世界。
　　──駱以軍

薛好薰，1966年生，高雄人。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現任教於高中。曾獲時報文學獎、打狗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台北縣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圖／陳裕堂

如果是數位相機，就可以顯現出每一張影像定格的確切時間，但，這是幻燈片，那一張張框在膠卷的時序遂無法分辨是否錯置。她在黑暗中，喪失了時間感，不管是現在或影片中的過去，都癱融成一片，無力。投射在白壁上的影像分給她一些光，一些反照的顏色施捨給蒼白的臉，除此之外，只有一屋子冷絕的黑暗。

這幾卷幻燈片擱置了好久，直到一切塵埃落定，所有勸慰的人都覺得盡了責任，說了該說的話、給了該給的支持之後而離開，終於還給她想要的寧靜，她才有機會好好面對，逐張逐張按壓幻燈機轉盤審視作品。不同往常的只為它們做照片說明，現在，她想循著圖像再一次尋探他在海中所見所感。如果這些生物的出現都是上帝有意的安排，不是隨機的拍攝，究竟隱藏什麼密碼在其中，她需要譯解。

她先看到照片中寶石紅的海星斷肢，才看到上頭約五公分大小的油彩蠟膜蝦，正抱著比牠們大的海星斷肢大嚼，仔細瞧，還可以看到只剩四肢腕足的海星在畫面角落，彷彿被拘囚著、豢養著。一隻海星便建構了油彩蠟膜蝦的完整食堂，只要慢慢嚼啖，不厭煩口味單一，油彩蠟膜蝦不怕斷糧。

四隻腕足算不算殘缺？她想，對有再生能力的海星而言，單一腕足也能再生出失去的四肢，人類如果擁有這樣能力，所有的焦紅的傷口，所有如蟹足腫大的瘡疤都能恢復平整，屆時，即使擁有哀悼的心情也沒有可以對之哀悼的創傷。只是，心死的人該很無奈吧，即使企圖自殘，肉體也無法死去，反倒是所有的痛苦如再生的細胞，不斷複製、復活，斷二而為四，斷四而為八……細瑣而且繁多，成為布列在海中的星子，熠閃著寒光。還是造物主公平，只賜予海星之類無脊椎動物這種再生能力，對有自我毀滅傾向、有同種互相攻擊（折磨）行為的人類來說，擁有這種能力不會是天賜的稟賦，反而變成一種天譴。

用海星來隱喻，全景、局部、特寫……想告訴她什麼嗎？希望她活得像無脊椎動物，純粹憑仗著本能，而不是依靠著思考、靠感情、靠回憶來度過剩下的日子？或者，希望不管他傷她多重，只要她還有殘缺的軀殼和心靈，一息尚存，假以時日，就能再生出另一個鮮活完整的她？

接下來的幾張幻燈片主題是一大一小的海蛾，有著扁長的嘴，如鴨子般左右搖擺地在沙地上爬行，雖然張著鰭翼卻無法飛翔，只能保持平衡。身上布滿土褐斑點，是絕佳的保護色，如果不移動簡直無法察覺牠們的存在。二隻海蛾在散落著幾塊礁石的沙地上各自爬行，背後隱隱約約幾線行跡紋理，交會又分離。

她瞇眼注視，竟像舊時在日本銀閣寺庭園所看到的枯山水，當時年輕，不懂日本的枯山水，曾經望文生義，質疑繁麗的生命背後果真本相只是一片枯寂？後來才知道，枯山水上的沙地爬梳出來的紋理代表流水潺潺，礁石象徵蓬萊仙島，僧人對著靜態的山水參悟變動不居的世界。而她對照眼前的幻燈片，嘗試去參悟什麼，卻了無慧根，海中如今再也沒有可以讓她嚮往、頓悟的極樂世界了，只有生存艱困的悲慘世界，即使擁有海蛾的保護色，只想在荒瘠的現實中緩緩匍匐，也保護不了被命運之神鯨吞蠶食的生命。

按轉作品，一向在身邊解說拍攝過程的他，如今缺席，只剩她面對一堵白牆所虛構的海洋。千萬思緒，都化為一個個斷裂的字，像一群模糊散漫的魚苗集結成球，但她一逼近，魚苗從她伸手之處保持等距地退卻，她抽手，魚苗又團團如初，腦中沒有邏輯的語串成形。

她多次和他下水，了解他在海中的癡迷狂熱，他的腦中像鍵入相關的字串，眼光只會自動搜尋海中的生物，有時可以完全忽略她的存在，彷彿她是透明的水母隱身在藍色海水中。但她知道他其實在乎的，在每一次按下快門後，便左右顧盼確認她的位置，對她眨一眨眼，她懂得那眼神。為了不打攪他拍攝，她也甘心變成水母，漂浮在他上下四周，呼吸細細淺淺，撐開了保護傘，垂下輕柔的觸手，籠罩著他，幫他趕去身邊躲藏的獅子魚、玫瑰毒鮋、魔鬼海膽……最後，再點叩他的肩膀，提醒氣瓶的殘壓所剩不多，該回頭了。

體內含百分之九十八水分的水母只要一離開海洋，便迅速乾癟，死亡，但，如果可以，如果需要，她甚至願意讓觸手充滿毒刺絲，不僅在海中護衛他，也在陸地為他撐起一把隱形的傘花。

曾經在海中，她綁繫的髮束鬆開，長髮隨著她的泳動悠悠飄散；他後來上岸時說，當他一轉身，剎那間以為她是一隻隨波流招展的海百合。她想，我若是海百合，你可是我能依靠的海扇？只要緊緊攀附著你，我就能伸展出去，朝又急又強的海流所來的方向，抓住我的幸福？

這個疑問一直沒有機會說出口，如今她卻得到不想知道的答案：先被時間海流沖走的，是他。

如果他安於陸地攝影，也許不會有今日。果真如此，她也不會有今日。命運一轉折，咫尺天涯。

雖然同在旅遊雜誌社，他總是在外奔跑，即使回雜誌社開會交稿也多半靜默，靜默到共事了幾年，他在她腦中只是一個抽象的名字符號。直到他開始海中攝影，她雖然對海中生物異常陌生，卻彷彿可以直覺照片中流動的意識和情感，於是自告奮勇撰文介紹，在一來一往的討論中漸漸熟稔起來，最後決定在茫茫人海中相依，共游。這個在喧囂世俗中異常沉默的男人，如果他是一隻未命名的魚，從此以後，她就是魚身上的細密鰭鱗所鋪排出的紋理與色彩，別人因為她而能辨識他存在的面貌。

為了更深入他的世界，她也勉強克服恐懼開始潛水，雖然在此之前已對他所拍攝的影像感到驚豔，但是進入無重力的海中世界後，她更真切領略這個內太空何以令人心迷神醉。只是越了解，先前所有想像中的危險，卻一一變成真實的切片置放在高倍顯微鏡之下，纖毛畢現，體液奔流。尤其在她懷有身孕無法陪他下水後，愈發忐忑心慌。

她早就洞悉他費心編織的說法，只是不戳破，拐彎抹角的暗示她其實知情，他的朋友並不能替他遮掩什麼。她並不反對他這個小小樂趣，但是，為何他總要單獨前往？一個人受到外物魅惑而眼光發直時，需要有人在旁拉拔，以免陷溺過深，甚至賠上所有一切。這樣的寬容與體貼還不夠嗎？為何他還是選擇躲躲藏藏的赴會？

隱瞞原是一種體貼，築一道壁壘讓她和事實隔絕，也和恐懼隔絕，但是到了隱瞞不住時，壁壘崩塌變成突來的土石轟然滾落，兜頭將她掩埋。

她知道，陸地太擁擠狹窄，只有空闊的海洋容納得了他的孤寂。

那麼她的悲傷呢？海如此大，卻如此險惡，掀起海嘯吞噬她的一切，已然裝盛不下她的悽愴。

他曾說，潛水日久，發現海洋其實並不如想像中的靜謐，每次下潛，大海始終在耳邊，以一種特殊音頻，喋喋不休，比他呼吐的氣泡還雜遝，還真切。又問她是否聽見。

什麼聲音呢？是不是像藏身在她體內，正孕育生命的這一座汪洋？她常常癡心地撫觸，喃喃說些私密的話，感受一個胚胎在裡頭翻滾，泅泳，探索，成形。感受生命與希望。而小小生命也側耳聆聽來自母體深沉溫柔的呼喚。這一切，他只能從超音波照片一窺模糊的身影，阻隔在母與子的親密連結之外，就像她只能看到顯像的幻燈片，聽不見海對他的殷切絮叨。他對海洋簡直充滿回歸的孺慕，但海洋顯然沒有以母者的心情在看護著他，只是冷然的瞅著，是福是禍，是悲是喜，由他自己去承擔。

她知道他不是貪多務得的人，在海底數位攝影當道的時候，依然堅持使用傳統相機，按下快門的那一刻，構圖、光線、遠近、主題已成形，像命運的吉凶悔吝已成定局，不可修改，即使失敗了也不能刪除重來。這是他的原則。

在轉盤結束前拍攝的是章魚，章魚的體色像閃爍的霓虹燈一向令他著迷，多變的體色據說是用來迷惑獵物、激怒獵物，也是用來保護自己。牠們的生命雖然短暫，卻發展出複雜的腦部結構，成為海中狡黠殺手，違背生物演化的經濟原則，讓研究者不解為何僅僅為了維持一個短暫生命，需要發展出比一般水族還高出許多的智商。這同時也是他的疑惑。

後來，疑惑變成魅惑，他總覺得可以從中得到一些什麼啟發。因此，他總是遺憾沒有一張滿意的作品，所以，接連幾張，對焦或清晰或模糊，或只有局部入鏡，章魚噴射迅速的泳動，身上色素細胞隨經過的地形地物變換不同的顏色，努力逃脫他的鏡頭。

他追逐他的獵物，而，她不知道他在專注拍攝這幾張照片的同時，已經被死神窺伺了多久？此時看來，章魚應是死神放置的釣餌，將他誘引至一般的潛水路徑之外，那裡張羅著一張漁人丟棄已久的漁網……

最後一張，幻燈片中的他拿下面鏡，拿下呼吸的調節器，強睜的眼凸瞪著，嘴角有一彎蒼涼的弧線。海水中是否有他被稀釋的淚？他模糊的眼瞳是否看到她和未出世孩子的身影，快轉著此生的種種？

當他下水的隔日被搜救人員發現時，據說，像一隻黏附在蜘蛛網上的蝴蝶，隨海流緩緩漂動的身子彷彿在做最後的掙扎，她知道的，是死神那雙看不見的手在翻檢緊纏在漁網上的獵物。

身為攝影者的他幾乎不曾入鏡過，最後留下這張自拍，她不得不婆娑淚眼去面對，他的臉在壁上浮盪、模糊。她彷彿看到一片漫漶的白壁上，重現他拍下最後這張作品的過程──

他把鏡頭翻轉，對準一張被恐懼、絕望、遺憾網獲的臉，歉然一瞥，喀！嚓！將自己的生命就此停格在幽暗冰寒的海底……

2000年六月，日本的《朝日新聞》舉行「千年日本文學家」讀者票選活動。答案揭曉後，第一名是《我是貓》的作者夏目漱石；第二名是《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這幾年一直有村上春樹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呼聲傳出，也許重做一次調查，村上春樹的排名會大幅調前也說不定；但是夏目漱石的頭像被印在千元日幣上，他在日本的文學地位，應該是不可動搖的！

最近有機會到東京開醫學會議，和當地幾位醫界的年輕人聊天；當他們建議我抽空到淺草、皇居、新宿等地參觀時，我告訴他們，我打算一個人到鎌倉，參觀那裡的文學館。

「鎌倉有什麼有名的作家嗎？」幾位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問我。

「有不少啊！不過我主要想看看夏目漱石，畢竟我在高中時代就讀過他的名著《我是貓》，並且相當欣賞他的文筆。」

「夏目漱石，那是誰啊？」年輕人對望，眼神中流露出茫然和疑惑。

「夏目漱石不是很有名嗎？」我有點驚訝，趕快打開皮包，翻出一張千元大鈔：「如果不有名，頭像怎麼會印在鈔票上呢？」

「可是，這個頭像不是夏目漱石啊！」年輕人翻翻鈔票，更加狐疑地望著我，「這是野口英世啊！」

什麼，怎麼可能？我明明在日幣紙鈔上看過夏目漱石的頭像；什麼時候，頭像換成了一位醫師了？

把紙鈔搶回來一看，千真萬確的，鈔票上的名字是野口英世；我找了所有面值的紙鈔，也完全看不見夏目漱石的蹤跡。

「為什麼頭像換人了？」驚駭中，我呆問眼前幾位年輕人。

這幾位顯然沒讀過夏目漱石作品，原本相當尷尬的年輕人鬆了一口氣，很高興地說，反正有名的人那麼多，紙鈔頭像換人做做看，又有什麼關係呢？

是啊！是沒什麼關係啊！

畢竟野口英世也是日本醫界有名的人物，是該讓他有出頭的機會。

但是，我心裡還是難免感傷。我的感傷並不是因為大文豪必須讓位給大醫師的冷酷事實；而在於那些年輕人輕忽、草率、什麼都不在乎的態度，讓人覺得任何偉大人物曾經付出的努力，似乎都沒有什麼價值和意義。

我知道夏目漱石的大腦目前保存在東大的醫學部裡，而他的大腦結構最特別的是聯想中樞特別發達。我還知道夏目漱石一直為各種疾病所苦，肺結核、胃潰瘍、神經衰弱、痔瘡等等。我甚至想到東大醫學部去研究一下夏目漱石的大腦，只可惜不得其門而入。

但這些話，我卻都說不出口來了！

哪一天，不知道日幣千元紙鈔上的頭像又會換成誰？會是篤姬、宮崎駿、村上春樹、飯島愛，還是木村拓哉？

不管會是誰，夏目漱石的時代，一定是遠遠遠遠地離開了。

再怎麼有名的人，都有必須要讓路的一天；想一想，平平凡凡過日子的自己，好像就坦然得多了吧！

虧你還是中國文學博士！古人不是曾經說過：「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你還想公然搬梯子去芒果樹下，誰信你只是去摸一下，沒有竊盜的居心！……

圖／顏寧儀

芒果長成那般張狂真是不應該！從綠轉紅再翻黃，幾個月裡，它夙夜匪懈地在顏色及體積上推陳出新。越來越大的芒果，在我胸腔發酵、膨脹，我感覺幾乎要爆炸了！芒果樹就直挺挺地矗立在隔壁巷子的某一家空屋的院子內，大門深鎖，夜裡屋內黑漆漆的，顯見主人早已棄守、搬離，徒然留下一樹招搖的芒果。巧的是左右相鄰的屋子，也是一樣人去樓空，連打探主人消息都不可得。以此之故，芒果雖然結實纍纍，卻無人聞問。

屬於我的這場芒果熱，足足維持了三個多月，從開花到青綠的小芒果到黃橙的熟芒果，我日思夜夢，外子怎麼也想不通其中的道理。不過就幾個芒果嘛！他老是這麼勸慰我：

「你喜歡吃芒果，看要幾個，我如數奉贈！菜市場裡多的是！今年芒果大出，又便宜又好吃！愛吃幾個買幾個，你幹嘛那麼想不開！」

他還是不懂！不是買不買的問題！我就是見不得它高掛天際，沒人打理、無人關心！

我對芒果一向有近乎病態的迷戀，迷戀的原因，可追溯到幼年時後窗望出去的那株屬於四伯家的芒果樹。一到了四、五月，也同樣結實纍纍，母親總耳提面命：

「絕不能去偷採，別人家的東西，誰要不聽話，小心皮癢！」

什麼「別人家的東西」！明明就是四伯家的。偏偏越是被明令禁止的事，越是讓人亢奮難擋，這是孩童叛逆的鐵律。四合院裡大家庭難解的糾葛，常常一觸即發，而導火線往往從細事發端，母親想是為了防範未然，卻不知那樣斬釘截鐵的罰則在孩童的心裡引發多大的波瀾！看得到卻吃不著真是折騰人，過度壓抑的結果，導致我一生都虎虎地注視著，彷彿永遠沒有饜足的時刻，看到芒果，直覺就是撲過去，義無反顧！六歲以前的記憶幾乎被歲月沖刷得七零八落，只有窗後的那棵芒果樹，彷彿踩著流轉的光陰日漸茁壯，不是駐足在菜市場裡、超市中，就是停留在親朋家的果盤內，甚至陌生的人家圍牆邊，尤其是掛在枝頭上的，特別引人亢奮。

也許這樣的理由還不足以道盡芒果熱的緣由，某些性格的人似乎就是容易為「數大即是美」所惑。回想三十餘年前第一次到外子家面見未來的公婆，一踏進他們家的四合院，即刻被一株長滿果實的芭樂樹迷得神魂顛倒，還沒走入大廳，先就執起一旁閒置（用「待命」二字可能更恰切些）的帶網竹竿，興奮且盡情地狂掃、猛摘，心裡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滿足感。其後，嫂嫂、姊姊們奉命到男方家看門風，也無法克制地臣服在那棵芭樂樹下。就這樣，為了一棵芭樂樹，全家毫無異議地決定讓我賠上終身。可見，纍纍的果實魅力不可小覷！

那位嚴守紀律的便衣警察，當年看見我為高掛的芭樂癡狂，他的反應跟現在可謂大不相同，見證了男人婚前、婚後判若兩人。當年他認為我「天真爛漫，癡得可愛」；現在卻說「莫名其妙，不顧形象」！不知是進入婚姻後便浪漫盡失，抑或歲月真的催人現實。

跟我媽一樣，他老為了我覬覦別人的芒果而忐忑不安。剛開始，我也不過隨口說說，並不十分當真：

「哇！趕快停下車來，我們想辦法摘一個吧！太過分了！長那麼多。」

沒料到他竟正經八百的拿我當孩子訓話：

「你怎麼會這樣！別人家的芒果欸！虧你還是教授！」

「教授是怎樣！法律上不是規定長到別人家院子的水果，那家人可以合法就地採摘！」我立刻以自身都不知是否正確的法律知識唬弄他。

「可是，這些芒果又沒長到我們家的院子裡來！」

「它是沒長到我們家的院子，它若是長到我們的院子來，如今就不必如此大費周章囉！……可是，它長到圍牆外的巷道來，巷道是公有地，所謂『公有』，就是屬於大夥兒所有，不是人人得而採之嗎？……而且，你不覺得這家人很可惡嗎？任憑這些芒果囂張地怒長著，也不處理，引誘別人犯罪嘛！」

這位便衣警察一向口拙，從來沒有在辯論中占過上風，這回也不例外。但微笑不語並不代表心悅誠服，他的專長是沉默地堅持重整道德的意志力。我們結婚數十年，他一直力圖對抗我隨時萌生的「詭異想法」和劍及履及的實驗精神。

其實，原先我也是一名他口中的良民，曾經趁他不留神的午後，去按那個廢宅子的門鈴，想依循正常管道澆熄心頭的熱火。但是，既然經長期觀察後被判定是廢宅，自然是沒有人前來應門。我訕訕然站在門口，仰頭看到那一樹茂密到無法收拾的芒果──少說幾百顆，忽然眼淚不自禁的流了下來──不過想摘個芒果而已！竟然如此困難重重。而可以想見的是，這些無人打理、自生自滅的芒果，將寂然地自行委地，就不說有多暴殄天物，也枉費它三、四個月來的花枝招展。

六月底，我實在受不了煎熬，有一度還心生歹念，慫恿外子幫忙一起搬運扶梯，趁月黑風高之際，前去一解相思。我知道外子一向奉公守法，絕不容許我胡來，所以，極力保證：

「就去摸一下就好！絕不摘！哎呀！就摸一下，過過乾癮也好。夫妻一場，你就成全、成全我吧！」

外子聽我這麼說，簡直驚訝到極點，立刻以我所熟知的典故回應：

「虧你還是中國文學博士！古人不是曾經說過：『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你還想公然搬梯子去芒果樹下，誰信你只是去摸一下，沒有竊盜的居心！……要去你自己去，我才不當幫凶。怎麼會有你這樣奇怪的人！」

人家說：「夫妻同心，其力斷金。」遇到這樣不解風情的丈夫，我只能徒呼奈何。何況，他還引經據典的，看起來國學常識還滿豐富的！

七月中旬，芒果已肥碩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再不採摘，眼見一顆顆就要陣亡。隔著一個巷子，我在屋裡走來踱去，就不知這場熱鬧該如何收拾？外子聽說我為芒果的結局焦躁不安，好像想起什麼似的朝我說：

「對了！今早，錯過了垃圾車，我直追到後面的巷子，忽然看到芒果樹的那家門戶洞開，連院子內的中門都開著，本來想進去跟他們打打招呼，順便替你問候一下他們家的芒果。沒想到，倒了垃圾回頭，裡頭的門卻又關了。我站在那裡想了想，覺得為了芒果打招呼有些滑稽，就算了！」

「什麼！就這樣算了！你明明知道太太這樣朝思暮想，你就這樣算了！好不容易有人在裡面，你就不能為我……要是你不敢，為什麼回來不趕緊告訴我，讓我自己去交涉？」

我想，外子一定挺後悔不小心說溜了嘴，他懊惱地說：

「回到家就忘了啊！又不是什麼重要的事！」

我顧不得跟他抬槓，立刻衝出冷氣室，往後巷奔去。芒果樹依然紋風不動的豎立，芒果依然垂實纍纍，露出撩人的姿態。大門深鎖，我急驚風似的按了門鈴，沒人應；再按，還是沒人；再按，回應我的，依舊是沉默。我越按越傷心，不知怎地竟絕望得想號啕大哭。回頭走，邊掉淚，邊暗自發誓，絕不再為這群芒果瞎操心：

「管他的！隨便它愛怎樣就怎樣！反正，浪費是那家人的事，掉到地上爛掉也不干我的事，雷公也不會打我。」

放下心思以後，彷彿海闊天空起來。

我開始理性的思考其中的若干啟人疑竇之處。譬如：幾個月來，我不知和那株芒果樹照面幾十次，卻從不曾看見芒果樹下的路面上有任何一顆掉落的芒果，連被車子輾過的屍首也無，這群芒果們很堅持地盤據枝頭，好像正玩著誰先落下誰就輸了的遊戲。雖然無法計算芒果的多寡，但只要一抬頭，就一定讓人眼花撩亂，引得人忽忽若狂，芒果似乎從春末到仲夏，一個不能少的彼此約定著。而路過的行人及附近的鄰居不在少數，何以芒果們竟能安然無恙的存活？有人說：

「用膝蓋想也知道，小學課本裡早說過了！芒果一定是酸的，不能吃，否則，哪輪得到你這樣再三探望，早就淪入旁人的肚腹囉！」

有人說：

「不要以為它的主人遺棄它們！搞不好主人早布下天羅地網，可能曾經有人被抓到，大家口耳相傳，才不敢輕舉妄動。」

於是，大夥兒不約而同地聯想起一位婦人採了幾朵路旁的菊花而被送到警察局究辦的新聞，外子於是跟兒子、女兒攬功地說：

「我就是這麼想著，要不是我極力攔阻，你媽也許早就上報了！標題我都幫編輯想好了：『偷摘鄰居芒果，某國立大學教授廖×蕙失風被捕』，哎呀！真搞到這種地步，看她怎麼做人！還為人師表哪！」

總之，沒有人同情我，一整個夏天的芒果熱從此降溫，事情彷彿就這麼不了了之。八月初，我們又駕車回中部，我還是忍不住繞道去憑弔一番，誰知，遠遠就看到一樹的芒果集體失蹤，一顆也沒留下，不管樹下或樹上。這回，我只選擇默默驅車離開。

多日之後，我們看了德國導演多莉絲朵利（Doris Dorrie）取材自小津安二郎《東京物語》所拍攝的《當櫻花盛開》（Hanami）。描寫一位名叫杜莉的太太，為了遷就丈夫魯迪，忍痛放棄熱愛的日本傳統舞蹈。丈夫在她過世後，決心完成妻子未竟之夢，飛往日本探視遠在東京工作的小兒子，並追尋日本傳統舞蹈精神。他深情地穿上妻子的毛衣、裙子在櫻花盛開的井之頭公園走動，並和因思念母親而在櫻花樹下獨自起舞的小優學習他原先唾棄卻是太太最愛的舞蹈。電影終了，當主題曲悠悠響起，全家人還沉浸在哀傷的氣氛中，出乎意料地，外子竟感嘆地跟兒女說：

「唉！也許我不該阻止你媽去摘芒果的，萬一你媽哪天不幸過世，我可能會跟阻止太太跳舞的男主角一樣，後悔不迭地去撬開長芒果樹的人家，然後，站在樹下仰頭對著一樹纍纍的果實號啕大哭吧！」

舒國治

這二地皆好，卻又好得不一樣；不禁興起將它們一番的念頭。

京都第一印象是，木造之物多。全市皆布滿了木框木格的東西，房子自是最主要者，即器物亦圍繞、搭配著這一大片木結構的場域，如布簾、竹籬、繩索圍欄、牆邊倚靠的掃帚、紙門與紙門後的棉被等。義大利的古城（且簡稱「義城」）則給人的印象是，石頭多。處處是高牆厚壁，處處是大片的石板平面，還未必只說的是大教堂前的廣場而已。人在各處巷道行走，左右是高聳的陰冷厚壁，腳下又是堅硬的石頭地面，有一股森然肅嚴的氣氛。偶而有聲響傳來，往往放大成不堪的音量，有時是人的高談闊論，有時是摩托車的呼嘯而過。

故京都常予人柔軟之感，而義城則不免堅硬。又京都廣植樹草，甚而又在其旁配上茸毛，如青苔，再加上樹下不是土壤便是小砂石，寺院的空曠處亦廣舖細砂小石，故其柔軟的面積十分廣大。義城不但相對上樹木不夠濃密，亦不在石牆邊植草莖，更因廣場式的石板平面太遼闊，流露出它的堅硬。

這也形成義城色彩光亮，或說金黃，甚而耀目。而京都綠意過鬱，草與草的夾縫甚緊，有時整個城陰氣略顯重了些。

不知道這空間之乾硬與樹草之遮掩等因素，是否和京都街頭甚少賣藝者、彈吉他賣唱的有關。義城則廣場上奏樂者、賣唱者極多極高昂。

義城裏的人眾，頗像百分之百的城市之民，全身上下看不出一絲剛才挖過土、剪過枝條的樣子。而京都的百姓，則頗富鄉村農居感，幾乎大多皆像不久前還穿著農事裝扮、彎了很久的腰，不管是拔過草抑是清過水池。

於是京都到處見得著相貌滑稽，背微躬、腿羅圈的各行各業百工百匠之人，而義城則多見身穿剪裁合度（如緊身皮夾克），手插口袋，頸腰打直，昂首展步，竟像是只消在都市中遊觀（常對著櫥窗）的純粹世故都市人。

故而在義大利，常看到廣場或街角隨時有佇立、自管自觀望別人的自由自在使用公共空間者。在京都或在全日本，絕無人自管自站那廂無所事事慢條斯理觀看別人之舉。無人敢於如此縱情的行使此種所謂自由。

這或許也形成，在京都，人行於路上，甚少飛揚佻達之左顧右盼者。這竟也頗與土牆，幽延的沉靜場景相合。在義城，人走路上，步伐施展，扭肩擺腰者甚多。甚至登高靴、大跨步、旁若無人重踩石板令之出大聲亦多有，自與其厚牆硬地亦相合。

兩地皆多咖啡館，京都多採虹吸式，端上時附奶油，客人皆據桌慢酌享用。義城則採蒸汽強壓式，往往出一小杯，兩三口可盡，如飲藥湯，亦未必需安坐桌前，即站飲亦宜。然兩者皆重質地，味皆佳美，市民品賞咖啡，一如品賞他們的美麗城市，深可無憾。

（作者為作家）

夕陽正要西下。我感覺這條河從我身上流過──它的過去，它的古老土地，它的四時節氣。山輕輕將它帶住：它的流向早已固定。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北回歸線》

左圖：波蘭東部與烏克蘭邊界的城市Lublin的聖誕節。 右圖：捷克波西米亞南部鄉下冬季打獵的獵人。 張雍／攝影

自己究竟是在哪裡？

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最近有時早晨起床，走在布拉格市區的街上，不知為何，總是會問自己：「現在自己究竟是在哪裡？」

這幾天在整理房間，發現自己收集火車票、機票的嗜好，確實替自己帶來不少麻煩。用媽媽從台北寄來的Adidas鞋盒存放的那些票根，整整五個看來頗不起眼的紙盒，安靜地待在房間的一角，似乎很有耐心地聚在一塊兒，凝視著我這五年來在捷克布拉格的生活。裡頭曾裝的鞋子都穿壞了，記得有一雙忘在斯洛伐克東部Kosice大城冬夜的夜車上，另一雙則留在巴黎郊區的青年旅館裡。

這幾年來旅行時的心情或日記，總是習慣隨手寫在車票的背面，當時一些在旅途中顯得微不足道的細節，隔了一段時間再回過頭來看，一字一句都成了難忘的回憶：月台等車時身旁人物的表情，一位臉上滿是皺紋，穿著深紅色大衣提著兩只顯得破舊的皮製旅行箱的波蘭老太太；那年夏天在法國波爾多流著眼淚與女友在火車站告別時的火車時刻表；甚至連在斯洛凡尼亞火車站裡以美食專欄作家的口吻來描述典型的巴爾幹速食──Burek是如何不可多得的人間美味等等不經意寫下的隨筆，翻閱的同時，彷彿再一次經歷了那次旅行中最深刻的浮光掠影的瞬間。

每次在旅行時看著車窗外呼嘯而過的風景，都有一種像是在看電影的錯覺。紙盒裡成疊的各式車票、登機證，背面寫滿了六年來最珍貴的回憶，如同一部十分私密的公路電影的劇本，裡頭的每一句對白，在遠離家鄉，在與摯愛的家人距離數千公里之外的旅途上，隻字片語都顯得刻骨銘心。

記得某年過年與家人們一起吃年夜飯時，一位長輩瞧見我總是握住筷子最尾端的夾菜方式，便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道：「噢，看你拿筷子的樣子，你將來會住在很遠的地方喔……」在一個專門計算全球城市彼此之間距離的網站上鍵入布拉格以及台北，螢幕上顯示著像是樂透開獎後最後彩球落下的特寫畫面：「9027公里」，只差沒有恭喜中獎的字幕與誇張的罐頭掌聲。六年裡回台北兩次，一次下午不經意走到大學的校園，當初一群好友每天下午總會三五成群地坐在學院前的台階，夢想著將來有一天一定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旅行，去看一看世界另一頭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模樣……當時台階上的同窗有的在不久前結婚了，還記得收到婚禮照片email的那天晚上，剛從布拉格一所全中歐規模最大的精神病院拍攝回來，十分疲累；這是我在布拉格兩年時間追蹤的攝影計畫，還來不及消化一整天下來在病房裡所目睹的另外一個世界裡所有令我不解的種種，email裡大學同學們參加婚禮開心的照片，頓時之間卻突兀地顯得像是另一個也很陌生的世界……

那左手臂上的刺青

當初選擇離開家鄉，是決定以出走的方式來對抗現實生活裡的「重力」──一種大多數人所依循的生活方式：大學畢業，一份穩定的工作，男女朋友固定的交往，然後開始存錢，準備買車，結婚，貸款買房子，生小孩等等，一種像是膝跳反應那樣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離開前我也擁有這個清單上大多數的選項，或像是周遭所認識的朋友們那樣，汲汲營營地想要擁有清單上的種種，但莫名其妙地總是聽見遠方傳來的鼓聲，不斷地慫恿我，試圖傳遞一個十分強烈卻又格外模糊的訊息，有一個目的地在遙遠的那一端等著我，激動、深沉且以穩定節奏拍打的鼓聲，伴隨著他方的生活以一種極清柔的和聲，召喚著我，像海浪一樣，在身體裡的某處，彷彿混合著血液，循著每一次脈搏的跳動，以穩定的節奏拍打著。

自高中時代起，便有收集報紙全版廣告的習慣，一直到現在，一張汽車廣告還貼在台北我房間的門上，廣告文案引用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小說《生活在他方》（La vie est ailleurs）裡的一段文字：「假如我們不能改變世界，那至少應該改變我們的生活，自由自在的活著……」十多年之後，海報還貼在台北房間的門上，報紙已泛黃，原本房間裡的那個男孩，收拾了他的行李，帶著父親給他的相機及幾個簡單的鏡頭，來到歐洲。與其說是想要改變什麼，不如老實說是想要多認識他自己一些。離開他熟悉的環境，放下他已擁有的一切，暫時離開他最親愛的家人與好朋友，循著那隱隱約約從遠方傳來的鼓聲，來看看他方的生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原本計畫只在布拉格待一學期，給自己原本繁重的工作一個喘息並且充電的機會，一晃眼六年已過去，泛黃的「生活在他方」剪報雖然不確定是否還在台北家裡的牆上，但是左手臂上La vie est ailleurs的刺青，不時地提醒著我，生活其實不是在他方，不是計畫著如果有一天我賺了足夠的錢之後如何如何，生活不應該是如果有一天「有機會的話」我想要怎樣怎樣……真正的生活是在當下的那個片刻，是一次眨眼、一口呼吸的那稍縱即逝的片刻。現實生活裡永遠有太多的「如果有一天」，像是超級市場貨架上當周特賣的商品，大部分的時候其實我們並不需要，但還是會忍不住順手丟進購物推車裡，只因為好像大多數人的選擇是這樣，似乎是最划算也最保險的選擇，至於是否符合自己實際的需要，「有一天我會再好好想一想」……

最有意義的旅行，原來就在當下生活裡

捷克文同其他斯拉夫語系，文法不是件容易的事，名詞有七格（德文有四格），例如捷克文的一年是：jeden rok（rok是年的意思），兩年是dva roky，三年：ti roky，四年：tyi roky，但五年則是pt「let」。數字超過二以上，後面的名詞要變格，超過五以上要再次變格，但是過了五之後，則維持不變。斯拉夫語對於二及五這兩個數字有著獨特的看法，與孔子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各個階段不同的任務，似乎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彼此隔著遙遠的距離相互呼應。的確，目前每當我的捷克朋友問我在這裡待了多久時，我必須說est「lit」（六年），文法上要做改變，只是沒有機會告訴他們，這幾年異鄉的生活，其實整個人心境上甚至做了更大的改變。後來發現，最有意義，也最具挑戰性的旅行，原來就是在當下的生活裡……

David Bowie在1972年的〈5 Years〉裡唱著：

Five years, that's all we've got
We've got five years, what a surprise
Five years, stuck on my eyes
We've got five years, my brain hurts a lot……

要勇敢

六年來持續在捷克進行不同的攝影計畫，陸續拍攝了布拉格一所全中歐規模最大的精神病院，鄉下的獵人，extreme body builders，傳統馬戲團，匈牙利偏遠小鎮吉普賽人的村落，以及捷克A片工業的故事等等。透過鏡頭，驚訝地發現，在一張張影像裡陸陸續續看到自己的一部分，鏡頭下那些充滿故事、撲朔迷離的眼神，像是蛇髮女妖梅杜莎的臉孔，只要看一眼，便將自己過去的一部分，那個我不自覺留在故鄉的一部分變為石頭──過去高中時代老師眼中那個模擬考總是名列前茅的好學生、那個大學時代熱中跨系活動的班代、那個老闆眼中有潛力的新進員工，在遠離家鄉的波西米亞，將自己重新歸零，想給自己一個機會，想要找一個也許不存在的答案，關於自己命運的祕密。彷彿我不得不這樣做，背後有什麼我無法決定的力量驅使我這樣做，好幾次告訴自己，也許最後我必須忘記原本的問題，屆時答案會自然地出現……

葉慈曾這樣寫道：「In dreams begin the responsibilities……」──責任從睡夢中的想像力開始。六年來只回家兩次，說不想念家鄉的一切只會顯得不誠實。我的確花了不少精力說服自己，這一切都是自己的決定，有某種「任務」必須達成。

白天清醒的時候，告訴自己應該以成年人成熟的方式來面對有時如漲潮迎面襲來的思鄉之情；但進入睡眠狀態以後，最深沉的潛意識接管所有思緒之際，最脆弱的那一面試圖傳遞某種強烈的訊息。

永遠記得來到布拉格的第二年，第一次回台北前一天晚上，夢裡我坐在背景不明的火車裡，爸爸坐在左邊，媽媽在右邊，我好開心地看著他們兩人有說有笑地談話，多次激動地想要告訴他們我有多開心再次與他們相聚，我在地球的另一端有多想念他們，但是夢裡他們倆就是沒有看到我，彷彿我是好萊塢特效電影裡的隱形人……我持續在爸媽面前揮了好幾次手，大聲地告訴他們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想念他們，但他們始終沒看到我，依然開心地閒聊著。我哭了，眼淚就這樣奪眶而出。夢裡的那種失落感是那樣的真實，那樣的強烈。從這樣的夢裡驚醒，我發現自己仍然哭著，激動地哽咽著……凌晨四點，在浴室的鏡子裡看著淚流滿面的自己，想遞給鏡子裡頭的那個我一盒面紙，並且安慰他別哭得那麼傷心。好久沒有這樣哭過，胸口的悸動在幾次大口喘氣之後才獲得平息。那天清晨布拉格的日出顯得格外動人，和煦的冬陽伴隨著絲絲的細雪，哭過之後反而覺得特別的舒坦，突然發現自己無論走得多遠，最摯愛的家人，就是放不下。那是心中那片森林深處最核心的一部分，可以把你的身體從內部幫你溫暖起來的力量。

昨晚走出電影院時，頓時間有股似曾相識的錯覺──方才戲院裡銀幕上上演的故事，和布拉格街頭與我擦肩而過的那群陌生人之間的互動，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現實？回到家繼續整理紙盒裡的車票，將之前持續以小型DV帶側錄的每個周末與台北的奶奶及母親在Skype上的閒談一一標記日期，將一星期下來的換洗衣物丟進洗衣機，想像著此時此刻正在馬祖當兵的弟弟，平靜地看著波濤洶湧海面的同時，是否也像我現在望著正在翻滾的洗衣機時這般的感性？波西米亞六年的經驗讓我再次確信──生活永遠不是在他方，不是在存款簿空白的下一頁，也不是在新車展示中心的試乘駕駛座上，生活就在一次吸氣及吐氣之間，肺部血液裡二氧化碳滲透到氣泡裡再排出體外那極短暫的瞬間。「要勇敢」，深深吸了一口氣，這樣告訴自己……

友人喜歡種田，老是穿著汗衫、雨鞋，騎著破機車到自家田地種菜，收成之後再分送給朋友。

他有一位喜歡音樂的獨生女，從小愛彈鋼琴，是國立師大音樂系的公費生，曾舉辦過數次個人的演奏會，頗受好評，目前在國中教音樂。她的面貌清秀、氣質出眾、身材姣好，但個性內向，大學談過兩次戀愛，都因個性以及太認真練琴而沒有結果。

後來經過朋友的介紹，認識某醫院的一位住院醫師，談了兩年戀愛，也論及婚嫁，但男主角的母親卻嫌女方父母上不了檯面，家世配不上她的醫生兒子。友人曾提醒女兒，男方似乎拿不定主意，但是她已愛上對方，不願放棄。

後來，男主角開始慢慢疏遠友人的女兒，原來他透過媒人的介紹，認識一個女孩，她開出的附帶條件是陪嫁一棟五層樓店面，將來可以開診所。男主角的母親認為雙方門當戶對，他雖然無奈，但也首肯訂婚。友人的女兒因此心碎，離開了從小生長的傷心之地，前往美國茱麗亞音樂學院深造。

那位男士傷害一位用純真感情愛他的人，也讓這位善良女孩失去對男人的信任。可嘆的是，其實友人並非窮苦之人，他是台中市的大地主，財力可以開一間綜合醫院，讓男主角當院長而綽綽有餘！

母親的朋友芳姨因為喪夫，加上獨子病重，陸陸續續向母親借了不少錢，那都是她平日裡以會養會，辛辛苦苦攢下來的。

芳姨就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市場邊，母親帶著我上街去買菜時都刻意繞遠路，從市場的另一頭進去。

「媽媽這樣很麻煩哩。為什麼不大大方方從芳姨家經過呢？又不是妳欠他錢。」我說。

「小孩子不懂事。芳姨沒有錢還，如果遇見我們心裡一定很難過。我們多走幾步路，算得了什麼！」

原來，借人錢的也會擔心遇見欠錢的人。

一個人就算贏得全世界，卻因此失去歡笑的能力，有什麼益處呢？

在光亮與暗影之間，你可曾找到那獨特、純粹的笑容？ （路透）

一個成功的將領，計謀要深遠，武功要高強，此外，還需要有「理財」觀念……

歷史故事、俠義小說裡，有五湖四海、千山萬水，其中角色，永遠有走不完的路。《水滸傳》裡，遇到行路，經常使用八個字形容：「飢餐渴飲，夜宿曉行。」

於是，問題就來了，飢要吃，渴要喝，住要客棧，處處需要銀兩。我們的俠客，走漫漫長路，究竟需要多少銀兩呢？

在《東周列國志》裡，子貢奉孔子之命，去找越王句踐，貢獻計策。越王乃贈子貢以「黃金百鎰，寶劍一口，良馬二匹」，子貢固辭不受。這些贈禮，究竟總共價值多少？讀者心中，也不免會問。

黃金和白銀，按理說，比較不受通貨膨脹影響。一兩略大於一盎司，市價約八百美元。白銀近代開採較易，價格大幅下降，古代約為黃金的十分之一，合八十美元。

一鎰為二十四兩，黃金百鎰，大約值二百萬美元。

子貢固辭不受，一則表示他仗義疏財，另外也證明他本身財力雄厚，並不將二百萬美元看在眼裡。子貢是春秋時代富豪之說，看來有其憑據。

《三國演義》中，劉備起兵舉事，開創基業，除了張飛出資外，另有兩位中山大商，張世平和蘇雙，提供了「良馬五十匹、金銀五百兩、鑌鐵一千斤」。這些資金，其實並不多，總值不到五百萬美元。因此，劉備起兵時，兵馬只有五百人。但是，劉關張三人，卻具有品牌和技術，是致勝的關鍵。

從主角使用的銀兩數目多少，就可看出一篇小說的格局有多大。像《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格局很大。蘇秦變賣家產，出發到列國遊說，費用也是黃金百鎰，折合二百萬美元。劉備得西川，賜關羽「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千萬」，約一千二百萬美元。

《水滸傳》的格局，相形之下就比較小。晁蓋等人一上梁山，就派人去向宋江致謝救命之恩。當時奉上黃金一百兩，只有八萬美元，卻因此導致宋江被追捕，遠走他方。俠客行走在路上，餐飲住宿費用，不到一百兩銀子，就已足夠。

《今古奇觀》、唐代小說、宋代小說，取材於民間傳說，格局就更小。書中角色，有時身上只有幾兩銀子，甚至不到一貫錢。〈賣油郎獨占花魁〉，一共只用了十兩銀子。〈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裡，莫稽提親，金老大說：「一文錢也不費，都在老漢身上。」

相較於現代的名模經紀公司，一次午餐通告，最高加碼到三百萬台幣，相當於一千二百兩銀子，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王度廬的《臥虎藏龍》，在銀錢上，交代得最清楚。主角李慕白，身上還剩下多少兩銀子，書中都寫得很詳細。他出發時帶了七十多兩紋銀，買馬用了四十兩，馬鞍八兩，剩下二十多兩，途中差一點就不夠用。

古龍的《楚留香》就闊氣多了，他化裝成長白山的採參客，到賭場去打探消息，只賭一注，就押上三十萬兩銀子，並且故意放水裝輸。

三十萬兩銀子，折合二千四百萬美元，楚留香雖然名為「盜帥」，銀錢來得容易，但是一局二千多萬美元，卻未免顯得太闊綽了吧？

俠客行走江湖，需要攜帶幾百兩銀子，重量就是幾十斤。揹在肩上，包袱很沉重。纏在腰間，就成為「盤纏」。

俠客雖然藝高膽大，卻難免引人覬覦。搭乘渡船，有梢公。路旁酒肆，有黑店。一路上，不知道會遇到多少驚險？

三國將領，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幾場戰役下來，累積了成千上萬的銀兩。這些銀兩，要放在哪裡比較安全呢？放在營裡，敵人會乘夜襲營。放在城裡，城池有時也會失守。

因此，一個成功的將領，計謀要深遠，武功要高強，此外，還需要有「理財」觀念。否則，縱然加官晉爵、賞賜恩厚，也可能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大軍潰敗之際，每人考慮方向各不相同。李後主說：「最是倉皇辭廟日，揮淚對宮娥。」考慮的是感情上的因素。

官渡之戰，曹操戰勝。袁紹軍隊「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快馬奔逃。考慮的則是「資產管理」的因素。

吳越戰後，傳說范蠡、西施從此到五湖去泛舟。只不過，范蠡身為春秋時代大富豪，他的船雖大，是否裝得下那麼多銀兩呢？我懷疑他在陸地上，可能另有祕密豪宅，只是聲稱「到五湖去泛舟」，聽起來比較有詩意。

同理，楚留香的畫舫裡，也放不下三十萬兩銀子。可見那個畫舫，當然也不會是楚留香的唯一住處。他的真正住處在哪裡？看來永遠會是一個謎。

你們年輕的空氣中飄著勾攝魂魄的香水味，我們中年是晚間洗完澡後的肥皂香……

我已經完全是中年了。

中年是出門一定不空手回家，總要順便買些廚房用品，比如幾把青菜、麵條，有時是蒜頭、蔥頭之類。總之，手上肩頭一包包掛得像個賣雜貨的人，哪能像妙齡小姐輕鬆拎個名牌包，輕盈美麗地走在路上。到了這個年紀，對健康的期待高於對化妝品、染燙髮和名牌衣物的幻想，於是走在她們曼妙姿影的後邊，我有了從容的遺憾。

但我的腳步卻不從容。傍晚走在路上，匆匆忙忙急著回家，為了趕上垃圾車倒垃圾；還不及喘口氣，匆匆忙忙拎著兩包垃圾就衝進電梯。就在那麼一天的那麼一剎那，在電梯裡那麼不經意地頭一偏瞥見了鏡子裡自己的影像。天哪，什麼叫蓬頭垢面，什麼是黃臉婆，就活生生映照在鏡子裡，在青白的日光燈下形狀更為慘烈，絲毫無所遁逃。棉衫因汗溼而伏貼身上，頭髮被大髮夾咬在腦後，臉上脂肪太多，快樂太少。乍見之下，猶如迷路，教人駭異不可置信看著如此陌生又幾分熟悉的面龐。我木然地凝望著一個中年婦人的醜，那面容顯得疲倦，不再幻想，責任在肩，生硬無趣。沮喪隨著垃圾發餿，我責問自己：我對自己做了什麼，怎會放縱自己邋遢至此？

生活，日常生活是一柄劈頭刺下的利劍，令人閃躲得面目模糊。我混在一群等著倒垃圾的婦人當中，形容潦草融化在薄暮中，大家已經放棄被觀看的慾望而自在，也中止了讓人想像她們背後故事的可能。中年是一部垃圾車，沿途承載了半生的廢棄物，女人不慎也把青春美麗打包在垃圾袋裡一天天一點點丟出去。

如果說美麗的青春是一匹使人陷溺的綢緞，中年則是耐洗耐磨的牛仔布。人在中年沒有便祕，不會失眠，粗勇得像一只圓胖的大同電鍋，按時供應三餐。有時候，我也憎恨起自己，為什麼要每天拘泥在日常瑣事上？我在堅持什麼呢？讓自己累得要罵人。每天過著無趣無味的生活，卻又拖拖拉拉勉勉強強把日子過下去。

換新電腦的那一日，我說我要原先熟悉的介面，女兒生氣道：你為什麼就不試試新的東西呢？是啊，我是已經不敢嘗新了，時間是看不見的蠹魚，不著痕跡地蛀蝕了我冒險、嘗新的勇氣。新，是一堵不輕易觸摸的牆，我害怕穿過那道牆，再沒有熟悉的東西可掌握。你們年輕的空氣中飄著勾攝魂魄的香水味，我們中年是晚間洗完澡後的肥皂香，家常，清潔，而且可靠。孩子，中年的我需要的是可靠的熟悉啊。

音樂會中場休息時，他看到她眼角的淚光，悄悄遞給她一包紙手帕。

「謝謝。不好意思，失態了。」她說。

「不客氣，我聽音樂時也常這樣。」他看著她身旁的空位，問道：「一個人來？」

「我先生本來要來的，票都買了，今天早上接到一個緊急電話，下午匆匆忙忙出國了。」

「真可惜。妳先生做生意？」

「不是，嗯，怎麼說呢──」她想了一下，找到比較容易理解的說法：「他在美國加州大學作有關外星人的研究。」

「喔，他在作SETI（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藉由分析宇宙傳來的電磁波尋找外星智慧生物。」

她有點驚訝：「你也是學天文的？」

「不是，但是我一直對SETI很有興趣。」

音樂會散場後，他陪她走到捷運站，一路上沉思不語。最後，他說：「想找到外星人，就不能老是從地球人的角度看事情。」

「好像有點籠統喔。」她說。

「比如說，外星人也許不用電磁波通訊，也許長得不像地球上任何生物。事實上，外星人也許沒有形體，或者可以變成任何形體。」

「哇，你可讀了不少科幻小說！」

他笑笑，抬頭看著明亮的北極星說：「妳先生今晚沒來真可惜。」

是啊，馬友友拉得真好，她在心裡說。

她覺得身邊有股清風，一轉頭，已經沒有他的蹤影。就像空氣一樣，消失了。她楞在原地好久，然後嘆口氣，老公今晚沒來真的好可惜。

七年前民進黨發動立委席次減半，當時北中南同步遊行，並有數百位教授聲援。在民進黨政府的鼓動下，七成以上民意對減半表示認同，該黨並將議題設定為立委選戰的主軸，迫使國民黨也只有隨之起舞。

就在政客與民意一面倒時，幾位教授國會政治的學者，卻期期以為不可。但眾人皆醉，學者的聲音微弱到沒人聽見。當時的鼓吹者，今天已有不少承認錯誤，但代價將由全民承擔。

以「集遊違憲、人權不見」為號召，要求將集遊法的許可制改為報備制的「野草莓運動」，似乎也有越演越烈之勢。但做為曾經研究集遊議題的學者，我有責任告訴廣場的學生與附和的政客，改為報備制的主張是錯的。

首先，在民主學理上，集遊權從來沒被承認是「基本人權」。由於具有「行動」的本質，故其所享有的憲法保障，並不如「純粹言論」完整。有些學生錯誤引用憲法上「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認為既是憲法權利，進行集遊何須報准？但略懂憲治的人都知道，「集遊」與「集會」一字之差，法理上的地位已相去甚遠。

由於遊行可能侵踏私人財產、影響社區安寧、妨礙政府公權、壓迫不同意見、干擾正常生活、甚至對婦女孩童造成不良影響，多數民主國家均對集會遊行採取許可制。英國地方首長，甚至可以因應現實需要，下令不准集會遊行長達三個月。知名言論自由絕對主義者，布萊克法官便明言：「憲法所保護的，為人民的純粹言論自由之權，而不是以巡邏、遊行、罷工、路檢來傳達觀念之權。…在街上站立、巡邏或走前走後的遊行乃是一種行為而非言論，既為行為便可以受到規範或禁止。」

台灣在人際空間侷促的環境下，集遊衝突的可能性偏高，對正常生活的干擾也更大。如果美、日等國都採許可制，台灣除非能證明自己國民的自制力高人一等，否則有何條件實施報備制？

美國一位大法官表示，民主國家所以允許人民有集會遊行之權，乃因其有助於「觀念自由競爭市場」的形成，因為一般人並非都有錢刊登廣告或購買電視時段來傳達理念，而集會遊行則不啻為廉價的意見表達方式。也有學者認為，集會遊行允許演講者與群眾雙向溝通，為其他傳播方式無法取代，故集遊權應予保障。

然而，隨著傳播媒介高度發達，今天參與集遊，已非前來吸收新知或交流意見；所以參與，乃因認同集遊訴求，而來表達支持或「造勢」。再由於傳播媒介發達，雙向管道選擇多於以往，價格也易於負擔，如電腦網路或手機簡訊等。若集會遊行常被用於威嚇性的造勢，而雙向傳播也不乏其他選擇，民主國家便越來越支持對集遊權加以限制。如工人罷工遊行、特定地點的示威、挑釁型集會等，法院均主張較以往更多的限制。

近代以捍衛自由人權著稱的美國首席大法官華倫曾指出：「有些人認為，只要行為目的是表達理念，便可以無限上綱的被視為是『言論』，我們對此看法無法苟同。…當某一行為同時包含了『言論』及『非言論』兩種成分時，充分重要的政府利益便應成為偶爾限制言論自由的正當依據。…當政府在憲法範圍內執行權力，且規範有利於政府重要與實質的利益，政府便有正當理由對集遊進行規範，這個道理十分清楚…。」

陳雲林來訪顯然是政府的重大利益，廣場學生難道否定政府有規範集遊保護訪賓的權力？

這算是我順便表達一下個人對公投議題看法的一組故事。

扶鸞請仙以問吉凶禍福，是藉由仙妖鬼神之沙盤留言，以決某事前途。其一般作為，必須有三個人。一個是主持請駕、迎迓、問訊乃至文字說解工作的道師，另兩個就是雙手扶著十字木架的道童。這兩道童得同時感應手裡水平放置的木架的抖動，順勢推移，木架下方延伸出來的一根垂直方向的尖頭木棍也就跟著遊走，棍尖著沙，移動時留下痕跡，道師則站在一旁讀出旁人看不懂的內容，以為求問者解惑焉。又名「扶乩」或「扶箕」。

台灣前些年不時叫喊著的公投就是上千萬個公民一起扶鸞，一陣推推擠擠，既不知誰推的方向對、復不知誰推的方向錯；也不知誰用的氣力多、更不知誰用的氣力少；總之推到了點上，自有看符念咒的給個說法。不過，真正的扶鸞是由仙家顯示其預警，由現實的發展來驗證仙家所預言的福禍。台灣一向搞的公投則是由總統或執政團隊先決定了某一個在法治上說不過去的政策方向之後，耍耍數人頭的老把戲，交由全民一起扶乩出字，順旨成功罷了。

一般說來：扶鸞故事多與求取功名的願望有關。從最基層的文墨考試，到國家掄才舉賢的殿試，都傳出與鸞仙有關的故事。

某縣某年童子試，小童生們群集書院一角，扶鸞請仙，問今年的考題。不料乩一動，居然這麼說：「今日上仙皆赴元帝會，不暇降壇，命我土地權攝，諸生何問？」童生們連忙道：「明日歲考，敢問試官出甚麼題？」這代理的土地公還真體貼，即道：「題目在我堂內，爾等自往尋之！」於是眾人一齊舉香，恭送仙駕，再撚香至土地祠，跪拜已畢，遍覽一周，既沒看見紙、也沒看見字。再回書院扶鸞，乩已經不會動了。眾童生大罵土地官卑職小、代值不能用權。孰知到了第二天題紙發下來，上書「土地」兩個大字。

有人不信扶鸞這一套的，跟要說的這位狂生一樣。狂生某日上朋友家去了，進門兒一見夥頤人多，原來是家中有人篤信仙道，開了壇，不知要請哪位神明下凡，正熱鬧著呢。由於來看熱鬧的，多半寧可信其有，是以人人面色凝重，以誠敬端嚴相戒，一個個兒如臨大敵的一般。

狂生卻不信，看人聚起來惶恐，更要顯示自己非凡，登時亢聲說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敢以妖言惑眾，我這就報官來拏去！」作主人的既不願得罪朋友，更不願得罪仙家，忙拉袖子道：「別作聲！這是位真仙──你若是不信，可以作些文字，彌封之後再來請教仙家；仙家定能直言其祕。這種活兒，豈是吾輩假冒造作得出來的？」狂生道：「如果能驗試驗試，自然最好──你們請的這是位甚麼仙哪？」朋友低聲附耳道：「是麻姑。」

狂生聞聽是麻姑，更眉飛色舞起來，當下捉起書桌上的緘封紙筆，自往間壁一密室中寫了字，封摺妥當之後出來，往壇上一扔，道：「請判！」兩邊兒扶住木架子的兩道童初亦無動無覺，這狂生大呼一聲：「技窮了罷？」話音還沒落定，木架猛地大動起來，兩道童簡直扶乩不住，似只能微微接觸、勉可追隨，一片飛沙之下，但聽得道士讀起了乩文：「調寄〈耍孩兒〉──其詞曰：『立似沙彌合掌／坐如蓮瓣微開／無知小子休弄乖／是你出身所在』。」這狂生聞言之下，面色如土，急急忙忙揖了一揖，扭身奪門而出。眾人開了彌封，才發現那狂生使壞，寫了個「屄」字。

還有一年正逢大比，有父子二人，恰巧都是生員，準備應考卻沒有幾分把握，父子倆於是一起去請鸞仙、問得失。鸞仙道士不憚詞費，卻指點了一個曲曲折折的答案：「速往南行，路遇瘋僧，問之不已，可決前程。」

父子倆趕緊出門，認準了正南方，拔足狂奔而去。做兒子的年輕力壯腳程快，果然搶著追上個衣衫襤褸的和尚。問他話，也不答；擋他路，也不爭，就是臉上一陣兒青、一陣兒紅、一陣兒白，看模樣的確是個瘋僧。老父還在二、三里開外，做兒子的可等不及了，索性牽住瘋僧的袖子，苦纏不休，執意要問今科功名如何，究竟是老子能中？還是小子能中？還是父子俱中？那僧不堪其擾，終於迸出一句：「日你娘個中啦！」罵完甩袖子便走，這一科秋闈，那老子果然依言登榜，成了舉人。兒子才悟出瘋僧相罵之語究竟是甚麼意思。

還有一回，也是群國子監裡的學生，群集鸞壇、求問功名。鸞書忽然動起來，寫的是：「趙酒鬼到。」眾人你望我、我望你，沒有人知道趙酒鬼是誰，遂齊聲喝罵起來：「我等請的是呂仙，野鬼何敢干預？看我等立請天仙以劍斬汝矣！」這一呼喝，鸞不再動彈，看似將那搗亂的野鬼嚇跑了。

過了好半天，好容易鸞才又動了，片刻之後，隱約現出字跡，寫的是：「洞賓道人過此，諸生竟是來問功名者乎？」監生們一看，一句話多麼洞明？簡直把每個人的心思都看透了，於是都肅容整衣、再三叩拜起來。眾口雖不能一聲，離離落落也聽得出來：人人果真都是在問自己考場上的前程。鸞書於是寫道：「多研墨。」

當下眾人就想了：這裡頭的玄機很深，呂仙大約要多勾留一陣子，每個人都給交代，說不定就是今科的試題。萬一他老仙家一高興，再體己些，每人給作一篇文字，讓大家各自熟讀，一體都中了，也未可知。如此一來，自然得多研墨、將鸞書抄寫下來，回家之後，張貼的張貼、背誦的背誦、挾帶的挾帶。應該就是這麼個道理了。

這麼一來，人人盡力，頃刻之間居然磨了兩海碗之多。眾人將墨汁捧至壇前，跪請所用。鸞書續寫道：「諸生分飲之，聽我判斷──」眾人想：這是呂純陽親自指點的墨汁，其中必有加持的神力，遂你搶一口、我爭一口地分喝了個乾淨，隨即聽那道師口中喃喃念叨著沙盤之上正一一顯露、又隨即滅失了的字跡：「平日不讀書／臨時吃墨水／吾非呂祖師／依然趙醉鬼。」

這種非專業人士扶鸞，跟我們一般所熟知的「請碟仙」差不多，其妙處在於大家都是外行，可每人一伸手，手手等價等值，軒輊無分，最後出了個甚麼字、得了個甚麼解，也就人人都得付一小部分責任。據說現在時代進步了，很多公共事務都可以投票決定，人人參加，票票有效，集思廣益，共襄盛舉。是這樣的麼？你說每個人都有機會表達意見就是民主的可貴，我說這可貴處也含藏著可惡的危險，因為半吊子民主唯有「以多數決取勝」的認識，而沒有「發現誰在暗中用了甚麼力氣」的智慧，推推擠擠之下，喝幾口松煙墨汁事小，把一個國家玩兒完倒是樁大事。

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我妹說：「雖然美國整個的黑人地位未必會因此提高，但對黑人來說，總統是他們黑人，他們還是會感到很振奮吧！」我則回答：「保守派的白人恐怕不會承認黑人是他們的總統。」

「保守派去死啦！」我妹不耐煩地說。

種族有紛爭，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在於──當我們「不同在一起」，換言之，明明「不同」，卻又得「在一起」。台灣搞種族分裂的一件奇事是，始終企圖強化分裂的政客，沒有能力具體指出本省人和外省人到底有哪裡不同。

說到這我忽然想到一個很惹人發笑的情節。有一季《超級名模生死鬥》，參賽的女孩子們被帶到曾經監禁曼德拉的監獄，此時有黑人血統的女孩子便立刻感動落淚，其他女孩則很不以為然地在背後冷言冷語道：「拜託，她看起來根本不像黑人好不好！」

有些混血黑人的外貌與白人無異，如果自己不說沒人知道他（她）是黑人（這類人有的會極力隱藏自己有黑人血統的事實）。上篇專欄曾提及一位祖籍察哈爾的網友在我父親的部落格留言，談到雖然身分證上已經「變成台灣人」，但還是被民調判定為「外省人」，我腦中出現老美被民調問及「父母或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當中是否有黑人」，如果至少有一個是的話，就被做民調的人蓋上「其實是黑人」的圖章這樣的光景。

父親是察哈爾人的網友啼笑皆非之餘還是說了「無論如何我很高興還能被這樣認為」。對於「很高興還能被認為是外省人」這件事，我覺得有意思，這當中令人玩味的事實是，並非當一個外省人有什麼特別值得高興，而是「外省人」既是一個被消弭抹煞同時卻又被強加的標籤。

其實前一陣子我才很驚奇地在想，我最好的一些朋友，都是本省人；不，這麼說不精準，應該說，更多的我完全搞不清楚他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這可真教人不爽啊！有人拚命在分化本省人和外省人，我卻連周圍的人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都分不出來。

看電影的時候，有個女子跟我打了聲招呼，在我旁邊坐下，她的年紀比我稍大一些。「我剛巧在飛機上的報紙看到你的文章，」她說：「我就是最後一代外省人。」最近偶爾會發生這種好像認親的場面，每次我都會有一種小小的震動，我覺得這有點詭異，好像因為有某種怪誕的力量把外省人和本省人拉開，因之又把外省人和外省人拉在一起似的，好像我們是應該去以色列建國的猶太人似的。

每天替父親聽寫打字他的部落格文章，父親談小時家鄉的風景、街道、建築、寺廟、季節變換、吃食、服裝、各色各樣人的生活模樣、過年和婚喪喜慶的習俗、生老病死、風雅和粗鄙、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窮人……如果我把父親的鄉愁拿來當自己的鄉愁，我就和本省人不一樣了嗎？兩件事都很虛妄。

正在自由廣場冒雨靜坐的學生，以陳雲林來台引發集會遊行而警察執法過當為由，要求修改集會遊行法。此一建議在立法委員間引起一定的討論，綠營立委固然大表支持（雖在民進黨執政時杯葛藍營的修法提案），有些藍營立委也認為可以研議。

集會遊行法當然可以檢討修改，若從「原則許可制」改為「報備而得禁止制」，雖然只有行政管制技術的差異，也不是不能作進一步的研議；但若僅從最近幾次集會遊行引發的爭議來看，卻恐還不能得出非修法不可的理由。

現今議論的以報備制取代許可制的主張，其實並不新鮮，早在民國八十七年司法院大法官做成的第四四五號解釋，即曾對這個原則性的問題，從人權的角度作了深入的審查。大法官之所以會得到現行法所採許可制並不違憲的結論，主要理由就在該法第十一條規定的其實是「原則許可制」，而且對於該條所列舉的得不許可事由，亦另在第二十六條明定做成不許可處分時必須符合比例原則。大法官並且仔細檢視了這些得不許可的事由，把涉及意見內容的部分，全部以不得做事前審查為由認定違憲，且把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的概括條款，也以不夠具體明確為由認定違憲。在程序管制上，則把緊急事故的二日短期申請期限認定違憲。據此在民國九十一年民進黨執政後修改頒行的集遊法，已經把內容審查的條款刪除；於是，危害公共利益而得不許可的情形，限制僅於「有明顯事實足認」時才可以，至於碰到「因不可預見之重大緊急事故，且非即刻舉行，無法達到目的者」，更可以即到即辦。

大法官審查時，也注意到警察機關在執行許可管制時，有沒有真的濫權而不當的限制了人民的言論自由，結果發現，在解嚴前後的狂飆年代，五年共有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五件申請案，未獲准許者僅一百零八件，占千分之三點四。以這個數字和採報備制的國家來比，因為報備制比許可制減少的只是不需要對每件申請案做成核准與否的處分，但對於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的集會遊行仍然可以做成禁止的處分，因此許多採報備制的民主國家在禁止的比例上，比我們的不許可比例還高。足見大法官當年在開了言詞辯論庭後，會尊重立法者的衡量，不是沒有道理的。另據近五年的集遊管制統計，不許可的案例大體也維持在這樣的比例；至於新政府上台以來，到九月的統計，更只有兩件申請案不予許可。若對法律和相關的行政、司法實務作一些探究，而不僅是對「許可制／報備制」作抽象的討論，則可知兩者在人權保障上其實並無差異。

警察在集會遊行失序、情況一片混亂時，有無執法不當，違反比例原則，這是執行的問題，不是修法可以解決。民進黨發動遊行的負責人，發動群眾卻無法有效約束群眾，則是守法的問題，也不是修法就可以改善。這都是很清楚的事。畢竟台灣曾有多次號稱百萬人集遊而幾乎秋毫無犯的紀錄，現在的問題，其實不在准不准集會遊行的本身，而在警察維安尺度拿捏的問題（有人嫌嚴／有人嫌鬆），及主導遊行者的心態與責任感的問題（有人主張非暴力 ／有人則挑唆或發動暴力），此皆與集遊法無關。

無論是否修法，恐怕皆不可能得出「報備即可」的制度，這是舉世皆無的辦法。其實，在公共場域的集會遊行，除了表現集遊者的表達自由外，也一定要顧慮公共法益；因此，若欲修法，亦可考慮區分「許可區」及「報備區」；最近幾次集會，以公共道路為集結區或靜坐區，雖是報備核可，但恐亦未必合理；至於若在非公共通路上集會，如自由廣場，就或許可劃為較寬鬆的「報備區」，但也不能不顧慮敵對團體同區集遊等因素。所以，「報備制／許可制」的界際恐怕不可能截然區分。例如，總不能說，一定要准許民眾進佔圓山或晶華大廳，或堵住陳雲林出入通路，才是國人所期待的集遊法。

雨大天寒，在自由廣場上的學生們，穿透迷濛的氤氳，腦中所想像的「報備制」與「許可制」的差異，其實只是一個「朝三暮四」的比例問題，而非截然不同。